四
    社会福利也是人民行动党进行政治控制的一个手段。作为调控机制，公共住宅福利主要起弥合其政治优势、实行阶级控制、保证劳动力供应、实现经济策略的功能。在不同的时期，公共住宅福利履行不同的功能。
    1959年新加坡实行自治时，房荒问题严重。市区有84%的家庭住在店铺和简陋的木屋区，其中40%的人住在贫民窟和窝棚内。（注：马志刚：《新兴工业与儒家文化：新加坡道路及发展模式》，时事出版社，1996年，第427页。）为了解决住房问题，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一方面继续实行英国人统治时期的强制安置的政策，另一方面，设"组屋发展局"（HDB），自1964年2月起实施"居者有其屋"的政策，鼓励中低收入阶层购买政府的公共住宅。到1989年，政府共建造了50多万套公寓，居住人口占新加坡总人口的86%。（注：S.H.K.Yeh,"The Idea of the Garden City",K.S. Sandhu and P.Wheatley（eds），Mangement of Success:The Moulding of Modern Singapore,Singapore,1989,p.826.）强制重新安置和"居者有其屋"的政策，破坏了以种族、亲属、宗教、语言和方言相近、以几代友好接触和分享工作为基础的自然社区，将各部分转为易于操纵，如果需要易于孤立的更密集社区。（注：J.Minchin,No Man is a Island, Sidney,1986,p.249.）政治反对派的社会基础日益遭到破坏。为了重新获得群众基础，阻止政治反对派的重新增长，1960年，政府建立人民协会。人民协会除了社区中心通常的社会和娱乐功能外，还有引导人民对政府的忠诚和认同的功能。（注：T.J.Bellows,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of Singapore:Emergence of aDominant Party System,New Haven,1970,pp.101-102.）1964年，设管理委员会管理社区中心，其成员由人民行动党议员提名，经安全部门审查，再由首相办公室任命。同时建立许多包括社区普通成员的亚委员会。这样，通过对社区的基本需求提供有限的反应，政府为广泛的传播与控制网络提供了基础，这些网络越来越多地用于政治教化。（注：T.J.Bellows,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of Singapore:Emergence of aDominant Party System,New Haven,1970,p.105.）重新安置和公共住宅计划加强了人民行动党的政治优势。公共住宅福利也有利于人民行动党的阶级控制。大规模的公共住宅建设有利于争取地方资本的合作。这一部门的投资几乎占国内资本总构成的一半。（注：J.S.T.Quah,"Public Bureaucracy,Social Change and NationalDevelopment",in P.S.J.Chen（ed），Singapore Development Politics and Trends,Singapore: Oxford Press,1983,p.204.）住宅政策的主要政治后果是产生了依赖人民行动党国家住宅以及依赖工资劳动支付住宅费用的工人阶级。前者是通过从物质上毁灭所有其他* 形式的廉价房以及强制重新居住来实现的，后者是通过消除或限制传统的生存手段，强制较高的租金来实现的。（注：1966年，人民行动党通过土地法，给自己以土地使用权。这一法律连同1970年的计划法以及HDB立法，使人民行动党的土地拥有权从1968年的26.1%增加到1985年的75%。起初这种法律是为了控制地价，便利工业带动住宅地产和基础设施的迅速发展，但其运用也有保证工人阶级不能获得廉价自由持有土地之效果，也就是说，没有回到半农村的生活方式的可能，在公共住宅外获得房产的惟一方式是增加家庭收入，购买昂贵的私房。）此外，人民行动党也通过公寓的分配过程来实现直接的政治控制。住宅福利的中央化以及自我维持生存能力的下降，迫使新加坡公民竞争住宅。这给人民行动党在住宅分配方面享有巨大权力，如交付时间、邻居的选择，住宅的大小、地点等，政府也能明确将住宅分配同其政治目标一体化，例如在70年代，大家庭在获得住宅方面得等较长时间，因为政府鼓励小家庭政策，但在80年代，由于寻求从对老年人的职责中解放出来而将三代同堂的家庭置于分房考虑的首位。（注：L.Y.C.Lim,"Social Welfare",K.S.Sandhu and P.Wheatley（eds），Mangementof Success:The Moulding of Modern singapore,Singapore,1989,p.183.）
    中央公积金（CPF）也是人民行动党实行政治控制的一个机制。CPF建立于1955年，是一种强制储蓄的社会保障体系。凡是参加中央公积金的，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员，无论婚姻、家庭构成如何，每月都必须按雇员月薪的一定比例缴纳公积金，按月存入雇员名下。它的功能是保证工人在退休后继续是消费者，在他们不能工作时能维持自己的住宅、健康照顾、养老金费用以及家庭职责，而不致成为国家和企业的负担。公积金缴纳率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化不断调整。1955-1968年，公积金总缴纳率为10%，1992-1993年为40%。（注：L.Y.C.Lim,"Social Welfare",K.S.Sandhu and P.Wheatley（eds），Mangementof Success:The Moulding of Modern singapore,Singapore,1989,p.188.）参加公积金的人数和公积金总额也不断提高。1966年，参加公积金的人数为47.1万人，公积金总额4.4亿新元，1985年分别为189万人和268亿新元，1988年达到206万人和325亿新元。（注：Government of Singapore,Singapore 1989, Singapore:Ministry of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1989,p.293.）1968年，人民行动党允许公积金参加者使用其积累的公积金租住政府的低价住宅，或用其储蓄分期付款购买政府的住宅，公共住宅与CPF直接发生联系。由于公积金是新加坡公民获得公共住宅的主要手段，政府通过控制公积金，进而控制工人阶级，将其维系在政府提供的公共住宅中，保证劳动力的供应。
    70年代与80年代初，家庭住宅所有权上升，但这反而加强了公共住宅的政治化，增加了国家的社会控制。因为这不是个人自由拥有的销售意义上的所有权。他们分99年购买公寓的股票，到期还给HDB，户主不过是租户。HDB有权对住在单元内的人口数字与家庭成员的身份进行限制。住宅的改造、出租与再出售必须获得HDB的批准。单元内禁止从事商业活动，如发现有道德上不合适的行为，HDB有权让租户迁出，可以不对其进行补偿。（注：C.Tremew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Control in Singapore,Oxford,1994,p.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