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后，随着儒术独尊，孔孟的复古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先秦今胜于古的思想传 统仍然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当时崇古非今的主要论点是：远古的三代是道德盛世，以后则每 况愈下。宋代的朱熹将此概括为“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一代不如一代。对 于这种历史倒退论观点，自汉至明清之际都不断有人予以批评。东汉的王充针对“上世之人 质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难治”的说法，指出周代的德化并不比汉代高明，“汉何以不如周 ？”（《论衡·宣汉》）唐代史学家杜佑在其《通典》中，通过对各种典章制度发展演变过程 的分析，指出上古质朴少事固然很好，但多鄙风弊俗。因此，不是世风日下，而是古不如今 。“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铸。”（《职官·王侯总序》）宋代陈亮在 同朱熹的辩难中，指出三代并非全是天理，三代以下亦非全是人欲。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认为 ，人类社会历史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 ，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周易外传·系辞上传》第十二章）。这个变化发展过程是由 野蛮而日趋文明：从摆脱“不粒不火之禽心”的野蛮状态，到学会使用火和耕种，“聊修仁 义之文”。于是他诘问道：“孰谓后世之天下，难与言仁义？”（《读通鉴论》卷二十）更为 深刻的是，他指出不能因为人在历史活动中有私欲，就否定历史在进步：“以一时之利害言 之，则病天下；通古今而计之，则利大而圣道以宏。”（《读通鉴论》卷三）就是说，从整个 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当时“病天下”的私欲，却是与历史的进步相伴随的。
    传统历史观的古今之辩讨论的又一个问题是：要不要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行变革？在变革 的过程中如何对待古代的传统？
    先秦是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孔孟虽然好古非今，但他们也主张对传统的制度进行某些变 革。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 政》）认为夏、商、周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既有相因相续的一面，又有变革损益的一面，这 是合乎历史辩证法的。法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变法改革的主张。商鞅说“治世不一道，便国 不法古”（《商君书·更法》），他认为治理国家不是只有一种办法，只要适合实际情况，就 没有必要效法古代。韩非指出“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韩非子 ·五蠹》）因此主张与“先王之政”截然决绝。这里表现出一概否定传统的片面性。这种片 面性发展到极端，就是秦始皇对主张“师古”的儒生予以暴力镇压，从反对以古非今走到了 完全抛弃传统，割裂了古和今的联系。
    在先秦的典籍中，论述变革最多的当推《易传》。《易传》虽然是儒家的著作，但它吸取 了法家的历史进化观点，认为社会历史由穴居野处而易之以宫室，由结绳记事而易之以书契 ，是从野蛮到文明的进化过程。由此出发，它将其“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贯彻 到社会历史领域，肯定社会变革具有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革之时义在矣哉！”（《革·彖》）即肯定推翻暴君的社会变革是合乎历史潮流的，推动了历 史的进步，并从中得出普遍性的结论：变革的作用和意义是巨大的。
    如果说力主古今之变革是先秦的最强音，那么汉代以后则以强调古今有“因”有“革”为 主旋律了。汉以后关于古今之“因革”的讨论，把孔子关于历史是在变革传统和继承传统的 统一中发展的辩证法因素加以展开了。
    西汉末年的扬雄，首先从社会历史观的意义上讨论了“因”和“革”的问题。他认为古今 之 间，是因袭和变革的结合，“可则因，否则革”，“新则袭之，敝则损益之。（《法言·问 道》）。这就是说，历史的传统既有值得继承、仍然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又有落后于时代、 需要加以变革的东西。因此，他的结论是：“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太玄·玄莹》）。
    唐代杜佑在具体考察了历代典章制度的变迁之后，认为虽然古今制度不同，但其间并非没 有 “相因”的关系。古今制度演变的过程是：“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 竭。”（《通典》卷十二）即在吸收旧制度中的精华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出 新的制度，历史就在这样的新旧相因相革的运动中充满着无穷的活力。
    王夫之进一步把历史发展的因革和历史发展中的离合治乱联系起来。他认为中国历史已经 历 了三次离合治乱之大变：三代至秦汉是“一合一离之始”，汉至宋是“一合一离之变”，宋 至明“又为一变”（《读通鉴论》卷十六），强调历史不只是“因而继之”的直线发展，而是 在离合治乱交替的曲折中前进的。他由此来讲因和革：“承治者因之，承乱者革之，一定之 论也。”（《尚书引义》卷五）因是对治而言，革是对乱而言。所以，古今之间的因革，必然 表现为由治乱离合构成的历史的前进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是连续 性和间断性、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