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惟邦本”的思想以讨论君民关系为主要内容，从社会历史观来说，可以归结为究竟社 会历史的主体力量是民众还是君主。
    孟子奠定了以“民贵君轻”为核心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 ·尽心下》）这里所谓“贵”，是指重要性。民的重要性何在呢？荀子讲得比较形象：“君者 ，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民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 君的载体。民在这里虽然仍处于从属于君的地位，但毕竟承认了民众的力量和作用是不可轻 视的。孟子的这种认识来自于历史的经验：“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 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认识， 往往在一场社会大动荡之后，就更为深刻。强大的秦朝，被揭竿而起的农民所推翻，汉代贾 谊总结这一教训，在《过秦论》中说：“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有民必胜之 。”肯定只有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传统民本思想的基本观点。
    由此出发，传统民本思想还多方面地讨论了如何得民心的问题。孟子说：“得其心有道： 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意谓要给人民以实际利益，与人民 同忧乐，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孟子·梁惠王上》）柳宗元进一步指出，官吏应是人民的仆役，“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 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己也。”（《送薛存义之任序》）官吏的职责，是给人民当仆役而 不是奴役人民。
    这样的讨论到明清之际，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形成了“民主君客”的思潮，比较明 确地提出了民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力量的思想。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天下为 主，君为客”的命题，这种思想观点在同时代的不少思想家那里都有所反映。主要内容有以 下几个方面：
    其一，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他们指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傅 山 语）“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之非一姓之私也。”（王夫之语）“岂天地之大， 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一人乎？”（黄宗羲语）认为：封建专制君主把天下看成是自己一人的 天下，是把历史颠倒了，天下应当以人民即天下人为主体。黄宗羲还从君主产生的历史来 证明这一点。他说最初的君主只是为天下百姓兴利除害，不谋求一己一姓之私；后世君主则 攫取天下人之公利为己有，从而使君主成为“天下之大害”（《原君》）。这就是说，从社会 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君主不仅不是社会历史前进的主体力量，而且是阻碍社会历史前进的 祸害。总之，承认人民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不过是还历史之本来面目而已。
    其二，君臣为民役。黄宗羲强调“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原 臣》）。正因为万民之忧乐决定天下之治乱，所以君、臣都应当事奉万民。但是，现实的情 况 却是：“臣昧于此义，以谓臣为君而设者也，……视天下人民为君囊中之物。”（同上）要求 君、臣事奉于人民，是从社会政治秩序上来确认人民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其三，由庶人断是非。由于君主是人民设立的，是请其代表他们发表意见和实现意图的， 因此，不应当由君主个人来决定是非。黄宗羲主张“公是非于学校”（《学校》），认为学校 应当成为公众决定国家大事的场所。顾炎武说：“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议之也。 ”表达了由民众百姓来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要求。这就是说，人民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力量 ，应该在政治生活实践中能够体现出来。
    显然，明清之际的这种“民主君客”思潮，是从中国传统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发展 而来的。可以说，从“民贵君轻”把人民看作君主的载体，发展到“民主君客”把人民看成 是 社会历史的主体，表现了传统民本思想对人民的力量和作用的认识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三、势非圣意，理势合一
    “通古今之变”的传统历史观，要求认识和把握贯通古今变迁的原因，这就涉及到了历史 趋势和历史规律的问题。传统历史观在这方面的优良传统集中表现在“势非圣意”、“理势 合一”的思想上，强调社会历史发展有其客观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和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 是统一的。
    “理”和“势”作为单个范畴，在先秦古籍中已经出现；把它们作为对举的历史观范畴， 则是比较晚出的。但是，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具有客观趋势，是否具有客观规律性 的探讨，却早在先秦就已展开了。孔孟都认为人参与并影响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但他们 又认为历史的进程受到一种人无法控制的力量的支配，这种力量就是“命”或“天命”。孔 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人的社会理想能否 实现，完全取决于天命。天不是通过语言来下命令，而是通过对历史进程的支配来体现其意 志。“天不言，以行与事。”（《孟子·万章上》）孔孟都承认历史的进程有某种必然性，但 这种必然性以天命的面目出现，而圣人则是天命的代言人。
    道家主张“道法自然”，这多少意识到了社会历史也存在着同自然界类似的运动规律。但 是，道家否定人有认识规律（道）可能性，因而认为人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任何活动都是由 命所支配的：“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 行也”（《庄子·德充符》）。法家认为历史进化是一种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圣人知必然 之理，必为之时势，故为必治之政。”（《商君书·画策》）不过，他们认为掌握了这种必然 之理和必为之势的统治者所推行的“必治之政”，必须是以权力来支配一切。先秦诸子虽然 都程度不同地意识到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受到某种必然性的支配，但对这种必然性并非是神秘 的天命、天志或圣王的意志，即对这种必然性的客观性还没有明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