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本削弱中国国力的经济战略对策 日本把削弱中国国力作为其重要战略目标,并为此制定了相应的战略对策。主要是: (一)掠夺工农业资源 日本掠夺工业资源的战略对策主要是资本垄断与控制。日本在占领区成立了许多垄断性集团,如成立于1906年的"满铁"(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曾在中国东北经济中处于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1914年其企业财产约占日本在华投资额的55%,占日本在东北投资的80%,到1930年底在东北的投资总额达90464.6万日元。 (注:清庆瑞:《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 )"满铁"的经营业务也较广泛,除主营以铁路为中心的交通运输业外,还兼营煤矿开采、电气、仓库、房地产等,并对铁路附近属地有行政管理权,因而有"满铁王国"之称。七·七事变后,日本又在东北成立了"满业"(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其创办资本为45000万日元, 除经营"满铁"原经营的重工业企业和伪满洲国经营的企业外,还在东北创办了汽车、机械制造、化学、冶炼、飞机制造等企业。除"满铁"、"满业"外,三井、三菱、住友、大仓、浅野、安田等日本财团也在我东北大量投资,扩张势力。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日伪资本在东北工业中已占99.15%。 日本对工业资源的垄断和掠夺还具有战略计划性。它制定了两个"产业五年计划"。第一个"产业五年计划"从1937年开始执行,重点放在钢铁、煤炭、电力、液体燃料、轻金属、非铁金属等生产上,并且生产指标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大幅度加码。生铁由原计划的253万吨增加到450万吨,钢锭由185万吨增加到316万吨,煤由2716万吨增加到3110万吨,液化煤由80万吨增加到177万吨,挥发油由82.6万吨增加到174万吨。(注: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0页。 )这就必然要加大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和对中国国力的削弱。1941年9 月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三个月,日本又制定了第二个"产业五年计划"。该计划更着重于战争资源的掠夺,将重点放在煤炭、钢铁、水力发电、液体燃料、非铁金属、轻金属、盐等生产上,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这些资源将进一步遭受劫掠。除资本垄断与控制外,日本对华北地区工业资源的掠夺还采取了"军管理"、"委任经营"、"中日合资"、"租赁"、"收买"等方式,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军事和政治力量强制实行的,因而也更加暴露出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本性。 日本掠夺农业资源的战略对策主要是贸易统制和封建性剥削。贸易统制也是一种垄断性政策。日本通过所谓《米谷管理制度纲要》、《米谷管理法》、《主要特产物专管法》等法令实行贸易统制,规定对稻米、小麦、土豆、棉花等实行统制,购销、加工均由日伪控制。对农产品收购还实行所谓"粮谷出荷", 即压价收购。 "出荷量一般在产量的"50%左右,有的高达70%,加之苛刻的"粮食配给"制,使农民难以度日,以至倾家荡产。日伪还通过苛捐杂税、高利贷等封建性剥削来榨取农业资源。1938年,伪满岁入总额 30455 万元, 其中租税收入就达17295万元,占56.8%。 (注: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经济》,中国现代史编辑委员会1951年翻印,第20页。)在晋察冀游击区捐税名目不下70多种,抗战8年间被勒索的粮款折合粮食达223亿石。(注: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经济》,中国现代史编辑委员会1951年翻印,第618页。)日本对农业资源的大肆劫掠使土地大量荒芜,产量大幅度下降,农民陷入破产,农业生产力被严重破坏。 (二)破坏财政和金融 从战略对策上分析,日本破坏中国财政经济的主要方式是:一是劫夺税收。税收是国民政府主要的经济来源。战前税收主要是关税、盐税、统税三大类。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特别是全面侵华后,沦陷区的税源自然被切断,悉数落入日本人手中。象沿海、沿江的海关,辽宁、山东、淮北、江浙、福建、广东的产盐区,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城市的厂矿(统税来源),均为日本侵占,三大税也就被其劫掠。二是降低关税。日本在其控制区实行特别关税,其关税额仅为中国关税的四分之一,致使大量日本商品得以减征或免征关税进入中国市场。象冀东特别关税,砂糖每包(135斤)4-5元,干贝每包(100斤)15-20元,人造丝每包(100磅)20-40元;而中国关税上述三项则分别是9.8 元、 40元、120元。这就使日货犹如洪水般地从冀东海关涌入,直奔天津, 南下上海,流到中国各地,形成对中国市场的巨大冲击。三是猖狂走私。七·七事变前日本就已在华北地区猖狂走私,事变后走私变本加厉。据估计,走私额1938年相当于正式贸易额的60%,1940年上半年就上升到112%,势头凶猛。走私据点遍布各地,有北部的洛阳、蚌埠, 南部的汕头、广州、北海,东南部的厦门及沿海岛屿,中部的长江流域各城市等。到1941年,走私据点已达700余处。 这些走私受到日本武装保护,日本常以"协助缉私"为名,出动警宪阻碍中国方面正常的缉私工作。日本海军还公然否认国际公认的3海里领海权, 粗暴禁止中国海关缉私船只行使缉私权力。猖狂的走私使中国关税收入大幅度减少,战时财政更为困难。 金融是经济的血脉,因此它同财政一样成为日本攻击和破坏的重点目标。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就很快控制和垄断了中国东北的金融。七·七事变后,日本又想方设法破坏关内的金融,以进一步扰乱和削弱中国的经济。其手段主要是:1、发行伪币。伪币名目繁多, 诸如"蒙疆券"、"联银券"、"华兴券"、"中储券"等。这些伪币都是通过日本设立的伪察南实业银行、伪晋北实业银行、伪冀东银行、伪江苏地方银行、伪华南信托投资公司等许多伪金融机构发行的。这些伪币缺乏或根本没有准备金,是依靠政治和军事的强制力发行的不能兑换的纸币,目的就在于掠夺财富,取代法币。2、打击法币。 日本采取各种手段打击法币。比如,禁止法币流通,强使法币贬值,限制持有法币量等。拿法币贬值一项来说,从1941年1月至1942年5月一年多时间里就接连贬值,从军用票1元兑换法币2元1角,贬到军用票1元可兑法币10元4角8分。(注: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湾综合月刊社1974年版,第636页。)为禁止法币流通,日方还颁布法律来限制,即持有法币1元者没收,6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3、套购外汇。国民政府在1938 年曾实行外汇管制,规定外汇不能自由买卖,但在上海仍存在外汇黑市,由中英共同提供的平准基金来维持,以求稳定法币。日本就利用这一时机,用搜刮来的大量法币套购外汇,一方面可消耗中国财力,另一方面也可用以去国际市场购买军需物资。日本破坏中国金融的情况,孔祥熙在其财政密报中慨叹:"我流通于游击区域之法币,敌人既百端压迫,强为兑换,或用武力收兑,或以日货贸易,法币当有一部流入敌人手中。此项流入敌手法币,以之购买外汇,则影响我汇市;以之收买我物资,则间接取得外汇,在在亦均具威胁之势"。(注:《孔祥熙关于1937-1939年财政实况密报》,《民国档案》,1993年第1期。 )这反映了日本此项经济战略对策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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