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布洛赫曾经说过：“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注：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23页。）本书作者正具有这种优秀史学家的品质，她数十年如一日追寻着早期华人移民在北美大地上的踪迹，而其艰难尤甚于捕捉一般人类成员的踪迹。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这些华人缺乏文化，没有留下自己书写的任何文献。她只能查遍相关年代的十几种报刊，不放过任何有关华人往事的蛛丝马迹。她还到处查访与华人有关的原始文献，哪怕是断简残篇、片纸只字。她在旧时旅馆的老登记本上找到若干华人旅客的名字，或是在华人（或白人）用过的旧账本上找到有关当时华人经济生活的若干零星记载。她到处访问许多早期白人移民或其后裔，从他（她）们历历如绘的口述中获知不少文献中未曾记载的华人往事。她就是这样东寻西找，日积月累，含英咀华，融会贯通，把这些数量颇大而又极为零碎的故事编织成为一个整体，从而把爱达荷十几处华人移民的艰苦奋斗与开发之功，比较全面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但是该书只有英雄集体的伟大业绩，却没有英雄个人的完整故事。因为该书的主人公是地地道道的芸芸众生，艾尔松讲的正是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像修建横贯美国大铁路这样的辉煌功勋，并非早期华人移民的全部历史，他们日常从事的还是艰苦然而平凡的劳动。最初较普遍的劳动是采金，由于对华人的歧视与排拒，华人比白人采金要承受更多的艰苦与风险。华人或则以低廉工资在白人矿场从事超负荷的劳动，而更多则是在已被白人开采过的废弃矿场，采集留存有限的剩余金沙。华人全凭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即使在不起眼的贫矿也往往能获得较丰厚的回报。但他们的劳动所得要受到重重盘剥，除白人矿主的残酷剥削外，还有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苛捐杂税，以及赌场、烟馆的巧取豪夺。华工难圆衣锦还乡的黄金梦，但他们采集的黄金却增添了美国的富饶，并为其西部开发提供了更多的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在筑路-采矿-农业-服务业的经济流程中，华工富有成效地与白人移民一起，在荒野的山林中与草原上为今日爱达荷地区许多繁荣城市奠立了最初的基石。
    作者刻意描绘的就是这些普普通通的筑路工人、矿工、菜农，乃至家仆及小洗衣店、餐馆等等服务业的经营者。他们在北美大地上奉献了自己青春年华与终生劳动，然而他们却失去了自己原有的中国姓名，我们在书上所能看到的，只是Ah Loy、Ah Hung、Ahgee、Ahgow、Ah Duck、Lee Mann、Ye Sing、Hong Wing John、Jim Lee……一大串中西混杂且似是而非的英文拼音。但这些并非抽象的符号，在作者的笔下大多是有血有肉且有个性的生命。
    譬如在风景如画的角鹿市（Elk City）颇为知名的华人矿工Lee Mann，1869年刚15岁就漂洋过海来到旧金山。先是在加州金矿工作三四年，随后从俄勒冈山谷购买牛群，经过200哩山地赶回加州矿场出售。25年那年曾回中国，与一个等待已久的姑娘结婚，但仅一年半即离开妻子与出生6周的儿子，因为妻子害怕海上风浪，他只有独身返回美国。1885年来到角鹿市，开一家百货店，同时也向一些矿场投资。1889年4月5日爱达荷县《自由新闻》曾有专题报道：“我们能干的商人Lee Mann创办他那所出色的商店，这是本市重大的进步。”1895年他还挤出时间在当地一所学校读了3个月的书。此后由于排华浪潮，矿场华人普遍出走。Lee Mann损失惨重，也离开生活多年的角鹿市，前往华盛顿州的温纳齐（Wenatche），在那里经营果园18年之久，但也未能真正致富。1931年重返角鹿市，仍然从事采矿，当时已是77岁的高龄。Lee Mann的家在一条小溪旁，每逢夏季露营休假者经过这座木屋时，他必定招手留客人稍歇并叙谈。已故的A.J.Hoffman老人当年还是在角鹿市一家华人旅馆打工的14岁孩子。Lee Mann很欢喜这个“角鹿市的小家伙”（Elk City Kia），常往他口袋里塞满糖果。他曾回忆Lee Mann和其他中国人在矿场的生活状况：“他们是耐心、和善、爱开玩笑、工作勤奋和恪守法纪的一群。”另一个早期白人移民Alonzo Brown曾在角鹿市经营过一家小商店，他也回忆说：“角鹿市当时是一处华人矿工营地，我们的生意大多是与他们做的，这对我是新鲜事……我和他们相处得很好，他们被证明是好顾客。他们按照他们的方式生活，如果他们干得好，就放手花钱，如果赚得少，就量入为出。他们按时付清欠账，此后我对中国人有较好的印象。”当地最大的白人矿场主Jim Witt，则把华人称为“最佳采金人（Placer miners），他们日以继夜工作，勤俭自律，当许多白人失败时他们却成功了。”
    该书还叙述了许多无名华人的往事。譬如第15章“白银市与兰坝”写道：“并非所有来爱达荷的华人都进入矿场，家仆或厨师的位置，中国洗衣店、菜园与餐馆也吸引着他们。他们知道，只要那里有矿工与居民，上述这些行业都正在开放。”“华人很少成为宗教徒，虽然其信仰被称为‘异教’，但他们显示出许多基督徒的德性。一般中国劳动者是耐心、自制、刻苦、和善与忠诚的榜样。”书中提到，1860年代白银市有一个勤劳的华人，每天早上到一处很好的山泉挑水，保证每天把泉水灌满每家顾客的水桶，每周只需付给5角钱。由于泉水价廉物美，这个供水制度一直延续到1885年。此外，“某些富有之家雇一个中国厨子或仆人，其工资是每月40美元，中国人对雇主非常忠诚。”“其他中国人利用石英加工厂的剩料进行再加工，他们也缔约去伐木。”如此等等。
    全书惟一冠以英雄称号的是坡莉·伯米斯，作者用整整一章加以叙述，其实她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
    “坡莉原名Lalu Nathoy（拼音显然不确切--引者），1853年9月11日生于中国边疆一条河流的上游。父母很穷，苦于天灾与匪祸。有一年匪徒抢劫这个村庄，掠走全部粮食。为预防全家在灾年的饥荒，父亲把她卖给一个匪帮头目，以换取种子改种其他谷物。”她为匪帮当了几年丫头，又被蛇头偷运到波特南（Portland）或旧金山，随后又被卖到沃伦（Warren）。坡莉这个名字就是在沃伦取的，那年她才19岁，是骑着一匹有鞍的马来的。起初是在华人洪金（Hong King）开的一家沙龙工作。有天晚上，洪金赌牌失利，把沙龙和婢女坡莉都输给一个白人移民查理·伯米斯（Charlie Bem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