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查理被仇人开枪射穿左颧骨，全靠坡莉用编织钩针以自己独创的方式清洗伤口，并且精心护理直到查理康复。
    查理终于决定娶坡莉以报答救命之恩，婚礼在1894年8月23日举行，这年查理46岁，坡莉41岁。结婚证至今仍保存在圣基尔楚德（St.Gertude）博物馆，爱达荷历史协会也保存着坡莉的婚装照片，对襟短袄，绸缎长裙，戴白手套，完全是西方服饰，但端庄的面庞仍然显露出中国农村妇女的朴实憨厚。我们在该书封面还可以看见坡莉晚年在牧场饲马的照片，背景是雪山青松，遍地皆白，两匹骏马偎依在她的身边。这个牧场是婚后买的，他们居住在沙门峡谷，这个峡谷有400余公里长，1800余米深，景色相当幽美。他们的牧场仅有15亩可以耕种的土地，但在坡莉精心照管下，生产李、桃、葡萄、樱桃、草莓、黑莓、谷物、西瓜和各种蔬菜，还养有若干鸡、鸭和一头奶牛，此外她还成为一个熟练的渔妇（adept fisherwoman）。由于她的能干与美德，这一带以后被人们称为“坡莉村”（Polly Place）。
    1922年8月，一场大火烧毁了坡莉的房屋和所有财物。2个月后，老查理病逝。坡莉送走了相依相伴28年的丈夫，独自一人生活在这辽阔荒野的牧场，而且又与自己的故土相距万里之遥。但她依然乐观、坚强且有尊严地生活着。
    1933年坡莉病故于格兰基维尔一家医院，享年80岁。
    1933年11月4日，即她病逝的前两天，《俄里冈人》报刊载了她的动人故事，是曾经护理过她的夏娃·维弗尔太太写的。西北地区许多报纸刊登的坡莉讣闻，都摘要引用了这篇文章。坡莉的故事已经永远保存在当地居民忘记中，1943年圣基尔楚德博物馆接受了坡莉生前的邻居与朋友克林卡默捐赠的第一批“坡莉藏品”（Polly Collection），包括夜礼服上的自制金纽扣、结婚证书、三套衣服、一顶女遮阳帽、一条棕色披肩、一些钩针织品、朋友赠送的银器、几件手饰，还有若干照片，其中有刊登在该书封面的那张坡莉雪山牧场写照。她的最后一批遗物于1964年1月15日被送交同一博物馆珍藏。坡莉的生平已被编成电视剧，我在博伊西休假时，电视台正好每天早上连续播放。
    感谢该书作者以坚强的毅力和耐心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几百个坡莉那一辈早期华人移民的生活状况，尽管我们难以从译音中判断他（她）们的确切中文姓名。书中更多地还是描述了华人移民群体的活动踪迹，以及他们的东方文化背景，这样便使该书蕴涵更多的文化氛围与生活情趣。譬如1886年6月8日爱达荷县《自由新闻》以头条消息报道爱达荷山第一个中国婴儿的诞生，说这是一大喜事，许多白人向这个婴儿送礼。同年7月30日该报又报道：“昨夜爱达荷山唐人街的盛事，为最近出生的婴儿命名，新闻界人士参与庆典，天朝人以特殊方式操办，在部分高加索人和天朝人当中，幼者是备受关注的目标。”8月6日这个婴儿再次成为新闻人物，该报报道说：“中国婴儿在本县甚少，这个爱达荷山小家伙成为众多华人关注的中心，也引起当地白人居民的好奇。他的颈上挂着一个小袋，讲究实际地装着客人送的金砂、礼金等等。我们获知，出生60天后需再次剃头，只留一小块蓄辫子。”
    中国新年是华人地区更大的盛事。鞭炮、锣鼓、舞龙交织成的热烈气氛，使之成为当地所有居民的共同节日。白人儿童常常盼望这一天及早到来，因为他们可以大饱眼福并且得到华人邻居赠送的糖果。博伊西华人制作的精美龙灯，已成为华人与白人许许多多游行最显赫的装备，如果没有它游行就会失去光彩。华人欢度春节的传统礼仪甚至融入当地美国国庆活动。1889年7月12日爱达荷县报报道：7月4日该县许多集镇的华人为国庆活动增添光彩，“200个华人游行队伍，带着锣、弦乐器并高举龙旗，走在矿区萨克逊市民队伍的后面。”书中还记载了白银城一个著名中国商人Song Lee的丧礼：在死者安葬于中国坟场之前，用各种香料烧烤一头猪，供一大群华人和白人朋友享用。然后伴随着“今夜老镇将有激动时光”（There'll Be a Hot Time in the Old Town Tonight）的曲调，送葬队伍缓缓向坟场行进，乐曲是由雇来的美国乐队演奏的。还有一个中国管乐队，包括一个啤酒桶做的鼓、一枝短笛（疑为唢呐--引者）和钹，当送丧者大声号啕时奏出如泣如诉的东方音调。沿路散布红色纸条（疑即纸钱--引者），借以恐吓可能潜伏在周围的魔鬼。到坟场后把食品与死者埋在一起，确保他在谒见祖先时有一段愉快的时光。当尸体放进墓穴时，乐队再次演奏“麦金梯永垂不朽”（Down WentMcGinty）。这次丧礼举行于1897年或1898年冬季，1921年7月1日的《奥邑雪崩》报（Owyhee Avalanche）曾有详细追述。
    当然，作为严肃的历史学者，作者并未把美国描写成为“西天乐土”，更没有把早期华人移民生活美化成为田园牧歌般的画卷。她如实地写出他们的贫穷与苦难，以及历次排华浪潮和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给他们造成的深重灾难。譬如1885年6月的一天下午，8个白人暴徒骑马来到俄勒冈的道路拉斯矿场，突然袭击华人正在休息的工棚，一次就击毙32人，并且抢走他们辛苦采集的13瓶金沙。此事后来被一个美国作家称之为“世纪罪恶”，并且震撼了整个西部乡村。1885-1889年爱达荷的最后一任地区总督斯梯文孙（E.A.Stevenson）甚至企盼国会把华人全部排出爱达荷。该书叙述的那些早期华人移民，大多经历过这些腥风血雨的岁月，并且以坚毅、勤劳和智慧应付排华逆流的多次挑战，顽强地在北美大地上生存和繁衍。需要指出，该书作者始终以浓墨重彩描述华人和白人善良移民之间的诚挚友谊，以及美国某些有识之士对排华逆流的努力抵制。1882年美国颁布排华律以后，华人移民曾一度被驱出太平洋海岸的所有主要城市，但西雅图却是例外。西雅图市民提出抗议，求助于法律，终于被告知，愿意留下的中国人将受保护。历史表明，部分华人移民可能是孤苦无依的，但从总体上来说他们的奋斗却并非完全孤立无援。
    我并不认为这本书完善无缺，因为毕竟是开创之作，尚未臻于成熟。至少在两方面还有改进的余地：一是由于作者不识中文，她已掌握的有关文献上的中文字迹，有待于进一步核实辨认，可能会发掘出更多内容。同时，美国许多地方传统华人会馆所保存的中文资料，如《旅美三邑会馆简史》之类，也有待于我们努力追寻并与英文资料对照研究。二是可能由于年龄与精力的限制，作者未能进一步扩展研究视角，把北美早期华人移民生活与整个西进运动更为紧密地联结起来，或至少把西进运动作为总体背景加以描述，以便读者加深对华人移民在西进运动中的角色与作用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