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阐述以上抗战方针，获得了全中国人民和各党派的拥护。
    那么，“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方针又是怎样提出来的呢？
    起先，蒋介石在1937年8月7日国防联席会议上讲过一段话为这一方针的提出埋下了伏笔。他说：“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略。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为疆界。”（注：《国防联席会议记录》（1937年8月7日）。在这份记录中、蒋介石认为“日本没有信义”，他只表示“可以以长城为疆界”，但没有做出决定。）
    嗣后，武汉失守前后中国大地上发生一场什么是“抗战到底”的争论。争议的焦点是：中国抗战要不要收复一切失地？
    冯玉祥的回忆记录了这一场争论的缘起。1938年10月，在武昌的一次最高国防会议之后，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和白崇禧四人留下如下谈话。
    “汪精卫问白崇禧：‘说抗战就可以了，还要说抗战到底，这怎么讲呀？’白崇禧说：‘把敌人打败了，赶出中国去，就是抗战到底。’汪精卫又扭过脸来看我说：‘换章先生，什么是抗战到底？’我回答说：‘把所有的失地都收回来了，不但东北四省，就是台湾和琉球各岛，都要交给我们，并且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的投降，这就是抗战到底。’我问汪精卫是不是你不喜欢这样子？清精卫气的脸上的筋都爆出来，扭过脸来对蒋介石说：‘作梦，作梦，他们两位是作梦不是？’白崇禧站起来把脚一顿，走了几步又坐到那边去了。我也站起来说：‘作梦？是作梦！你知道有人作梦是当主人，有人作梦是当奴才。’这一次谈话，就是这样不欢而散。”（注：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5页。）
    蒋介石在这次谈话中没有明确表态。三个月后，即1939年1月， 他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阐述“抗战到底”的“底”的界说，正式提出了“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的方针。
    他说：
    “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是否日本亡了或者中国亡了才算到底，必须有一个界说”。
    “在卢沟桥事变前现状未恢复，平津未恢复以前不能与日本开外交谈判。”
    “我们不恢复‘七七’事变以前原状就是灭亡，恢复了就是胜利。”（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记录（1939年1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蒋介石就这样把“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说成是“抗战到底”的“底”。他对内：试图以“恢复了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就是胜利”界说来统一全国对抗战的认识；对外：“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对日议和的交涉条件。
    这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方针产生经过的梗概。
    我们回顾历史，蒋介石的“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的方针开始就受到国民党内爱国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
    除冯玉祥、白崇禧等高级将领表示异议外，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主张收复一切失地。早在1937年8月， 她就撰文指出：“现在流传着许多不真实的看法：说中国太弱，抵抗不了日本。我却坚决相信，中国不但能够抵抗日本的任何侵略，并且能够而且必须收复失地。”“中国最大的力量在于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起来了。”（注：《宋庆龄选集》，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117页。）1940年3月她从香港返重庆，在林森主席的欢迎茶会上，反驳了蒋介石的界说，她说：“抗战到底，必须把所有的失地收复回来，方能对得起为抗战而死的人民。”（注：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179页。）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在纪念抗战两周年之际撰文，旗帜鲜明地向全国人民阐明了中共的立场。他说：“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而不知其它。”（注：毛泽东：《反对投降活动》（193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卷2，第526页。）
    当时，人民群众，特别东北流亡人士对蒋介石“恢复了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就是抗战胜利的”说法，表示反对。许多人在不同场合激动地喊出：“打回老家，收复失地”的口号。有些人径直要求：“不能只打到长城，我们要找到鸭绿江！”在国民参政会会议上，许多人表示不能同意“恢复了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就是抗战胜利”的说法。（注：《笔者访问王家桢先生谈话纪录》（1983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