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实证明，蒋介石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为条件对日交涉，接连为以鲸吞中国为目标，贪得无厌的日本军国主义所拒绝。例如：
    （一）1937年11月5日， 蒋介石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说：“假如日本不愿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注：《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1937年11月5日），《德国对外政策文件集1918-1945》，伦敦1983年版：广田弘毅：《关于德国方面和平交涉事的通知》（1937年12月11日），日本外务省档案。）日本政府不理睬蒋介石的条件。他们用行动回答：攻占上海、南京；1938年1月11 日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终止“陶德曼调停”；近卫首相于1月16日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二）1939年3月，蒋介石亲自指挥复兴社的杜石山、 柳云龙与日本萱野长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谈判。3月17日， 柳云龙向萱野提出和平条件：必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关于满洲，另行协定”。（注：《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东京1973年版，第614页。）小川、萱野对蒋的条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政府于9月13日发表声明， 决定扶植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香港日蒋谈判告吹。
    今天，抗日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历史研究者总结历史经验，对蒋介石当时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为对日议和条件以及“抗战到底”的“底”的方针应当作出客观、科学的评价。
    目前，中国史学界有两种看法：
    一种论点是“恰当”论。认为：蒋介石在交涉中始终坚持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在当时国力和国际环境不足以达到实现收复东北的情况下，也只能以如此有限度的要求为“恰当”。（注：蔡德金、王建朗，前引文章。）
    另一种论点是“苟安”论。认为：蒋介石所说：“恢复了工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就是胜利”，实为“苟安性质的胜利”。（注：刘大年、白介夫主编：《中国复兴枢纽》，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页。 ）也就是说，蒋介石所提“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的议和条件是苟安性质的求和条件。
    为了深入探讨，必须先搞清楚：“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究竟是一种什么状态？
    “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是中国殖民地化的危机日益加深的政治状态。其标志，一是存在着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二是日本军队不断蚕食华北，迫使南京政府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与“何梅协定”，亡国的危机四伏。在这种非法的状态下，东北四省变成了关东这国统治下的日本殖民地：按照塘沽等三协定，南京政府接受了以长城线作为同伪满的政治分界线；听任日本军队炮制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本军队实际控制着冀东、察北广大地区。这是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显然，经过流血牺牲的抗战，再让这种非法的政治状态延续下去，这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必须着重指出：七七事变以前、以后是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七七事变以前，国民党、共产党处于内战对峙状态。蒋介石、国民政府实行对日“妥协外交”，签订《塘沽协定》，认可长城线是与伪满的政治分界线，默认了“满洲国”的存在。
    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战争爆发，全民族抗战新局面的出现是一个划时代的大变化。中国的状况与战前迥然不同了。其突出标志是：在全国范围内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内阶级矛盾让位于民族矛盾，国共两党转变为合作抗日。中华民族箜前地觉醒和团结起来。民族潜在的凝聚力在这一历史时刻来，全民振奋释发出无与伦比的抗御外敌的巨大能量。从七七事变到武汉会战结束，正面战场不断扩大，遍及华北、华东、华中；敌后战场出现，随后迅猛展开。两者互相支援、互相依托。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军队也大部分进入战争的第一线。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一扫一盘散沙、长期积弱的旧面貌，使神州大地呈现一派崭新气象，中国国力增强。
    正由于全民族抗战，中国军民粉碎了日本军部“三个月结束中国事变”狂妄的亡华计划。到1939年，日本陆军23个师团、20W 上混成旅团泥足深陷于中国大陆，其本土只剩下两个师团的守卫力量，再也派池同更多的兵力。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中总结了全民族抗战的成果，说：“十五个月敌人出兵百万，伤亡数十万，军队锐气日减，财政经济日形竭蹶，国际舆论纷起谴责，这些都是日本的野蛮侵略与中国英勇抗战造成的后果。”他指出：“中国有很大的潜势力，发动起来足以使自己转败为胜，转弱为强，根本改变敌我形势……”（注：《毛泽东军事文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28 页。）
    在全民族抗战这一划时代大变化之下，曾庄严宣布将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本应严正宣告中国将收复一切失地，“恢复九一八事变以前的原状”。可是，他却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实行倒退，回到战前走过的以长城为疆界，默认伪满的老路上去了。而且一再地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为交涉条件同日本秘密议和。显然，这是明火执仗背离他要人所宣布的“任何解决，不得分割中国的主权与领土之完整”的基本原则。在敌人亡华野心昭然若揭的时刻，人民要抗战，蒋介石却要倒退。人民要收复一切失地，蒋介石却要苟安妥协。他之所以做出如此“抗战到底”的“底”之界说，旨在束缚全民族抗战的手脚，硬把方兴未艾的抗日战争烈火遏制在长城线以内。说穿了，蒋介石讲“恢复了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就是胜利”这一句话的实质就是决定不收复东北四省这块广袤的中国领土。这是卢沟桥事变以来，蒋介石打算继续推行其对日“妥协外交”，把全民族抗战引向倒退的一次大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