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蒋介石在抗战前期对日议和问题应当遵循的一条原则，那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要确认蒋对日议和是发生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略总目标是征服和灭亡中国。在战略相持阶段的前几年，日本军部施行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亡华策略手段，蒋介石、国民政府处于军事上严重失利或面临“最危险而且最困难的一个时期”。（注：指1940年6月12日宜昌失守后。 见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上的开幕词（1941年3月24日），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下册，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64页。）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蒋介石对日议和具有两重性，既有运用策略以外交方式与敌周旋的一面，又有为摆脱军事失利的困境而谋求妥协的一面，两种因素并存而相互渗透。
    蒋介石没有象汪精卫那样放下抗战的旗帜。作为中国政府事实上的首脑，他开展外交交涉以阻滞日军的军事进攻；试探日本对华政策的意图和走向；牵制日本炮制和承认汪伪政权的步伐；通过对日、对美双向交涉，谋求影响美国调整其远东政策，进行这样的外交活动是必要的。可是，这些活动除个别谋略（如1940年末“钱永铭工作”）收到一定效果外，在阻滞日军进攻、牵制日本炮制和承认汪伪政权方面，有的未曾奏效，有的收效甚微。
    蒋介石在交涉中拒绝“汪蒋合流”、日本在华北驻军的立场，应当予以肯定。
    另一方面，蒋介石在军事上严重失利，特别是1940年那样的“最危险而且最困难的一个时期”，确有政治上的摇摆，不断寻求机会同日本议和，以重大退让谋求妥协，也是不争的事实。
    1938-1940年秋三次议和显示，蒋介石、国民政府一方，都以苟安性质的“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底线”，对日谋求妥协。而天皇制日本的权力机构则明确决定要设法使中国现中央政府崩溃。1938年7月，五相会议决定的《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规定， 日本政府的方针是“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文书》，第389-390页。），就是明证。
    在双方“底线”有天壤之别的交涉中，日本方面的条件一步步升级，变本加厉，而且对重庆寸步不让。蒋介石及其代理人却一味地单方面让步，答应诸如：对“满洲国加派公使或大使”；缔结特别协定，认可伪满作为日本、中国的“保护国”；同意“讨共”，“用密约办理”；重庆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划内蒙为“特殊地区”；可以华北和长江下游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承认共同开发中国资源、接受日本顾问“都是好事情”等等。
    这些重大退让一旦实现，其后果将是极为严重的：如果重庆代表承诺的首先“讨共”，用密约办理，并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那么蓬勃兴起的全民族抗战事业及其成果将被葬送，中国势必回复到抗战前的内战频仍的悲惨状态中去。如果国民政府向伪满“派公使或大使”而建立邦交，“满洲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东北四省必将永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如果华北、长江下游听任日本开发自然资源，日本军事、经济顾问高踞于国民政府，内蒙“特殊化”，中国将沦为主权任人宰割的附庸国。这样的退让不是“战时正常因应”论者论断的“并没有错”的“一定妥协”，而是为民族独立大义所不容的屈服。
    孔祥熙、杜石山和曾广等人所进行的对日交涉，就是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所讲的“再不容许”的“中途妥协”。他们谋求妥协对日本军国主义所作的重大退让，已经退到了蒋介石本人在庐山明确反对的“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的边缘。
    在对日议和中作出这样重大的退让正反映蒋介石在军事上严重失利后政治上的动摇。
    蒋介石在抗战前期对日本议和之所以悬崖勒马而中止，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日本军国主义的亡华政策过于苛刻、蛮横和僵硬。日本要蒋介石下台，要颠覆中国中央政府，超出蒋可能接受的限度。蒋介石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根本利益出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二）有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正确方针的中国共产党对其错误方针和行动有力的制约。蒋介石深知他接受日本亡华条件的后果，正如1937年末他对德国大使陶德曼所讲过的那一番话：假如我同意日本的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假如由于日本采取的政策，中国政府倾覆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注：《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1937年11月5日）， 《德国对外政策文件集1918-1945》。）（三）欧战业已爆发，美日矛盾日趋激化，蒋看到他期盼已久的国际情势变化正在临近。正是基于这些原因，蒋介石对其谋求妥协的对日交涉实行了急刹车。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只有尊重历史事实，如实地论证蒋介石在抗战前期对日议和的一切实践，既指出其坚持正确立场的一面，又批判其违背原则以重大退让谋求妥协苟安的一面，才能对蒋介石对日议和作出确切而公允的评价。反之，如果不顾历史事实，不作具体分析，笼统地说“蒋介石在交涉中始终坚持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是有基本原则的”，并将其理应受到谴责的违背民族大义，以重大退让谋求妥协的所做所为肯定为“战时正常因应”，这样的论断不仅有悖于治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这条不容偏离的原则，而且无益于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抗日战争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