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应当尊重历史事实，明辩原则是非。怎么能够把蒋介石实质上“以长城为疆界”的“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的议和条件说成“有基本原则”，是“恰当”的呢？
    “恰当论”提出的唯一论据是：中国“国力和国际环境不足以达到实现收复东北”，只能提出“如此有限度的要求”。
    我们知道，在抗日战争中解决国力不足、缺乏有效外援的困难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针和路线。
    抗战之初，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基本特点，坚信“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之根源，在于民众之中”。坚决地从政治上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打人民战争。他们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根据地，与友这国正面战场相配合，坚持持久抗战。在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明确指出：“在伟大抗战中，基本的依靠中国自力胜敌，中国的力量也正在发动，不但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且将压倒敌人而驱逐之。”同时，他也主张“需要外援的配合”。（注：《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05页。）经过一段艰苦奋斗， 共产党人取得了成效。到1940年，人民军队发展到50万人，在华北、华中、华南收复的失地上创建了16块抗日根据地，拥有1亿人口。 人民群众的潜在力量充分发挥出来，这对改变敌强我弱、国力不足的状况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国力比中国强大的日本， 战区扩大，战线延长和长期消耗， 财力、物力、兵力不足，变得捉襟见肘，进退两难。尽管他们耗资164.54亿日元的财富，却落得100万陆军陷在大陆动弹不得的困境。东京惊呼：1940年是日本开战以来“最暗淡的时期”。
    相反，蒋介石虽然主张抵抗日本侵略者，军事战略上也主持久战，但是他们只强调政府抗战，不敢和不愿发动人民抗战。军事上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政治上采取“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对方针。每当军事上严重失利，日本施弄政治诱降的伎俩时，蒋介石就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为条件与敌秘密议和。但日本坚持灭亡中国，时而要求“蒋介石下野”，时而要求“汪蒋合流”。到1940年夏，我国国土失陷敌手的面积已达到160万平方公里。
    两种抗战方针、路线得到两种不同的结果。严酷的事实教训了蒋介石，让他认识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的退让条件换不来日本军国主义的“停战”与“和平”；只有继续抗战，等待国际环境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才是中国抗战的出路。
    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在1940年6月澳门谈判搁浅之后的8月28日日记记录了蒋介石左右为其谋划调整方针、摆脱困境之对策的一幕。他写道：“我对雨农（戴笠）说，抗战到最近，是一个紧急的阶段。我看中日战争有三个可能：一是不能战而与日本和；二是求得苏联的援助，而与日本继续战；三是既不能荣誉的和，又不能有利的继续战，而迫不得已苦撑下去。三者都有可能，都应有所准备。”
    “陈（布雷）主任约我去谈话，我亦以上三点告之，陈主任认为一、二点都不可能，惟有对第三点做准备。”（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以下简称《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页。唐纵基人。 时任蒋介石侍从室负责情报工作的第六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他长期为蒋介石谋划、综揽情报、特务工作，并在党务、军政、外交等方面出谋划策，深受蒋的器重。《唐纵日记》不步及蒋介石、国民党一些高层人物的活动情况和内幕，翔实可信。这部日记在1949年唐纵逃往台湾时为我人民政府缴获。）
    结果，寄希望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的蒋介石决定采纳“苦撑”方针。1940年秋他中止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为条件的对日言和，搁置他原来已经同意亲自与日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将举行的“长沙会谈”。
    60年前，蒋介石初步领悟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为条件对日言和为非计，为什么今天的历史研究者还要为蒋坚持“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的方针正名，称其“有基本原则”，是“恰当的”呢？
    应当说，蒋介石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作为“抗战到底”的“底”和对日议和的条件是抗日战争时期苟安性质的方针，对这一不当的决策是不能予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