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二个要探讨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抗战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蒋在交涉中谋求的妥协“并没有错”吗？
    众所周知，以卢沟桥事变为起点的日本侵华战争不同于一般战争和冲突，这场战争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存亡。在政治诱降中，敌以亡国条件强加于我，诱导蒋介石就范。
    抗战初期，蒋介石讲过一条原则：1937年7月17日， 他在“庐山谈话”中说：如临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之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注：《庐山谈话--最后关头》（1937年7月17日），秦孝仪主编：前引书，第583页。）
    蒋介石的这条原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在实践中违背了自己提出的严正原则。
    历史事实证明，蒋介石为摆脱军事上严重失利的困境，在某些交涉中以民族独立所不容的退让谋求妥协，严重违背了“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的主权与领土之完整”的基本原则。
    这里，列举三次日蒋交涉的历史事实：
    第一桩：1938年的“宇垣一成、孔祥熙秘密谈判”。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主动要求同日本进行的“和平交涉”。
    1938年夏，宇垣一成大将出任改组后的近卫内阁外相。蒋介石获悉，深感兴趣。因为蒋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宇垣一成曾对他给以照拂而结下友谊。蒋执政后，曾多次派张群去东京、汉城（朝鲜京城）同宇垣一成就中日关系交换意见。鉴于沪宁、徐州失守，日军猛扑武汉，形势严峻，蒋介石命行政院副院长、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于1938年5月电贺宇垣一成就职， 张群说：阁下就任外相“实为极其重要的大事”。“过去多次就东亚问题交换意见。余确信此次阁下定能将一向抱负付诸实施。”宇垣回电说：“余昔日谈及想法意见，今后定当尽最大努力予以实现。”张群再次致电，说：“能让我们进行和平交涉吗？如有此意，可由汪兆铭或者我本人出面接洽。”（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 东京1970年版，第1245页。）宇垣答复：“我们期望和平谈判。”“由先生与汪兆铭出面处于第一线，则需慎重考虑。在贵国人士心目中，一听说张群或汪兆铭，会当即认为是亲日派巨头。日本人同您和汪兆铭在交涉前列对话，很容易谈拢。但贵国国民却会谴责这是亲日派干的，他们卖国求荣，反而使交涉陷于不利。”（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第1246页。 ）宇垣指名要“与日本关系不深”的新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出面交涉。
    6月26日，“宇垣一成、 孔祥熙秘密谈判”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与行政院秘书乔辅三之间在香港举行“预备会议”的形式进行。
    这次交涉有两个特点：一是日本宇垣外相要求中国：（一）承认满洲独立；（二）华北、内蒙划为‘特殊地区’；（三）对日赔偿；（四）经济合作，共同开发（中国）资源；（五）在某些地区驻兵；（六）中国接受日本顾问或其他指导者。（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第1247页。 ）而孔祥熙院长在“满洲独立”问题上对日本做出从无先例的大让步；二是日本试图将7月8日五相会议新决定--“蒋介石下野”作为中国中央政府“屈服的条件”之一（注：五相会议决定：《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时的对策》（1938年7月8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493。），强加给中国方面。
    《宇垣一成日记》是一份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交涉当事人宇垣外相在其日记详细而具体地记述了这次交涉的经过。该日记揭示，孔祥熙“希望和平在汉口失陷前迅速实现”，急切谋求妥协。7月18日， 他回答日本外相如下：
    “在条约上公开承认满洲独立，我们国内很困难，只有悄悄地逐步实行。例如，首先设置领事，凡属经济问题由领事间解决。如遇众多政治问题，领事解决不了，接下来再派公使或大使”。
    “内蒙设置特殊地区是可以的。”
    “关于接受（日本）顾问，共同开发资源都是好事情。”（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第1247页。）
    孔祥熙说：在华北设置特殊地区不适宜，中国无力支付对日赔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