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要求“蒋介石下野”是这次交涉的焦点问题，也是难于达成妥协的症结。孔祥熙说：“蒋先生果真下野，将由谁人同日本签订条约呢？”他提出一个退让方案：“目前，我本人为行政院院长，居蒋之次席”，“可否由本人以行政院院长负全责而辞职”。至少在履行条约完毕之前，蒋先生依然居于其原有的地位。（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第1247页。）可是，日本方面断然拒绝。
    为了达成妥协，孔祥熙答应乘日本军舰亲自赴长崎与宇垣外相直接会晤。最后，日本陆军强硬派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坚持要“蒋介石下野”，并以成立“兴亚院”为手段迫使宇垣外相辞职，使这次交涉告吹。
    《宇垣一成日记》这份第一手资料确凿地记录孔祥熙答应日本外相：国民政府将悄悄逐步地承认“满洲独立”，“派公使或大使”同伪满建立邦交；国民政府认可日本“共同开发”中国资源和向中国政府派遣顾问；内蒙“特殊化”，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蒋介石及其代理人对日交涉作出放弃领土、主权的重大退让，难道这是“正常之举”“并没有错”？
    有的“战时正常因应”论者也使用《宇垣一成日记》这份原始资料，但只引日方提出“承认满洲独立”等六项无理要求，却不提《日记》所载孔祥熙在对案作出“派公使或大使”的承诺。（注：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四章《日本诱降与中日秘密接触》，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196页。使用《宇垣一成日记》原始资料又掩盖国民政府面目者不仅这一处。第四章作者引用《宇垣一成日记》资料，却避开张群提名汪兆铭“出面交涉”和宇垣称汪兆铭、张群在中国人看来是“亲日派巨头”，他们出面交涉会被“贵国国民谴责亲日派卖国求荣”两段重要情节。其表述是：“后来宇垣又顾虑张群的亲日名声可能会把事情弄糟，遂又建议改请行政院长孔祥熙出面”。（见该书第194 页）类此改变第一手资料原意而“为国民政府讳”的做法是严谨学风所不宜采取的。）这岂不是“为国民政府讳”吗？
    第二桩：1939年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复兴社杜石山与日本萱野长知、小川平吉之间的香港谈判。
    1939年1月， 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3月4日，他致电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杜石山指示他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方针是：“和平之基础”“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注：《蒋介石致杜石山》（1939年3月4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11-612页。）3月16日，宋美龄莅港指导。17日，柳云龙、杜石山、萱野长知在香港大酒店350号房间开始交涉。 柳云龙提出如下条件：（一）平等互让；（二）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三）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四）（日本）撤兵；（五）签订防共协定；（六）中国赞成经济合作；（七）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八）对满洲另行协定。（注：《萱野长知电报》（1939年3月18日），同上书，卷2，第614页。）3月24日，日本前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抵港参加谈判。日本方面对柳云龙的条件不予置理。4月初， 小川平吉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问题”，即要求蒋介石将“容共抗日”改为“排共亲日”，首先讨伐共产党，然后实行局部停战，同时开始“和平交涉”。（注：《小川平吉致东京诸公阁下》（1939年4月8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18-619页。 ）这个“先决问题”是在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日益壮大的情况下提出的，表明日方将“讨共”作为日蒋妥协的基础。这是此次香港交涉内容与以前和谈的明显不同之处。杜石山将小川所提首先讨共的“先决问题”报告宋美龄，宋称可以密约办理。随后，杜致电蒋介石请示，蒋复电“用密约办理”。（注：《杜（石山）氏笔谈》（1939年3月末），《小川平吉关系文书》， 卷2，第615页。）
    诡谲的小川试探蒋介石的诚意，指出：“方案内容极为微妙而且秘密，非面晤蒋委员长心腹要人不能详细议谈。”蒋介石听到小川要求派孔祥熙或居正赴港，表现逡巡不前。杜石山搪塞小川：此次交涉乃蒋之“嫡系人物”所秘密进行。柳云龙是蒋委员长姨母之子，直接与蒋以密电联络。且陈诚已派参谋长来港说明对付共产党的准备工作：山西、陕西两省有70万大军对共军取包围态势，各军校共系学员已悉行驱逐。 5月11日，小川平吉直接致函蒋介石：“当此艰局，毅然不惑， 如挥快刀而斩乱麻，此诚真英雄豪杰之所为也。”请蒋派要员来港，或允小川偕萱野赴渝聆教。（注：《小川平吉致蒋介石函》（1939年5月11 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24-625页。）
    小川密函转到重庆，蒋介石提交嫡系干部会议讨论。但事为中国共产党和桂系得悉。中共要求“通缉主和人员”，要蒋履行西安抗日约言，不得中途妥协；桂系声称：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注：《杜（石山）氏笔谈》（1939年6月6日及9日），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34、635页。）
    当日蒋围绕派遣要员问题纠缠不休之际，汪精卫降日活动已有进展。东京确定实行“倒蒋立汪”政策。9月13日， 日本政府声明：将扶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列为施政方针。于是，萱野长知10月13日离港，日蒋交涉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