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高层,持这种观点的显然并非罗斯福一人。菲律宾美军司令官雷纳德·伍德也否认中国出现所谓的民族主义精神。在他看来,抵制者"既无爱国思想,又缺乏道德","黑人已经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足够多的弊害和耻辱,因此不能再让另一个永远不能同化于我们的民族带来更多的麻烦"(注:霍华德·比尔:《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第240页。)。 因此,罗斯福等人根本不相信中国人会养成类似近代西方的那种民族主义精神,他们认定中国的抵制运动不是真正的民族意识的觉醒,而是传统仇外情绪的继续,把中国的抵制运动等同于义和团式的排外,必须予以镇压。1906年中国各地陆续兴起收回铁路和矿务利权活动,1906年2-3月又发生多起教案,于是美国舆论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视为排外,声称中国又到了庚子拳乱的边缘。美国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借口,炮舰外交也就堂而皇之地出笼了。 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国内政治。围绕排华问题,美国形成两股政治势力,一派以工会、西部国会议员和加州传媒为主体,主张严禁华人,反对任何让步,他们控制当时的美国国会,屡屡通过排华立法;一派以所谓的"门户开放支持集团"(主要是商人和传教士)、国务院和美国开明人士为主体,他们从美国在华长远利益出发,认为虽然华工要严禁,但"高等"华人应从宽,主张修改苛例,给限外华人以公正待遇。而"罗斯福的行动是这两股对立的美国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注:霍华德·比尔:《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第248页。)。在这两股对立势力的压力下,罗斯福常左右摇摆,难以制定长远的对华政策。正如韩德所言,"对于排华分子,他屡次保证说他仍坚定不移地反对华工到美国,不论是熟练工还是非熟练工。……同时,罗斯福对门户开放支持集团的来访代表则表示对他们在华利益的关切,并且同意他们的意见,即学生、商人和其他不属于排斥之列的华人应得到较有礼貌的欢迎。"(注:韩德:《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第242-243页。)但在实际上,排华势力要比门户开放支持集团的能量大得多,他们不仅在国会中占据优势,而且控制了商工部。塞缪尔·冈珀斯领导的劳工组织大肆活动,游说白宫和国会议员。政府很多高级官员支持排华政策,国会则成为排华分子的堡垒。因此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不可能使罗斯福在取消排华苛例方面大有作为,其行政措施充其量不过是治标之策。而"面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治标之策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年轻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对仅仅改革行政条例并不感兴趣,他们希望的是向排华政策的整个前提和基础挑战"(注:霍华德·比尔:《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248页。)。美国的国内政治严重妨碍了美国政治家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作出正确的决策。 海外扩张是美西战争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为此,美国不惜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任何手段推动美国在海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特别是中国被认为在美国的海外利益中具有特殊的地位。19世纪末美国甚嚣尘上的扩张主义思潮把中国市场看作美国未来稳定和繁荣的重要保证,甚至美国占领菲律宾不过是获取美国市场的第一步。1899年宣布的门户开放政策标志着美国对中国市场的角逐进入一个新阶段。罗斯福上台后更是宣布太平洋是美国的内湖,东亚(主要是中国)是美国的"新边疆"。正是在这种强烈的扩张思想的支配下,美国把抵制美货运动看作是对门户开放政策的挑战,是对美国维护海外利益的能力和意志的考验,美国"或是取得伟大的成功,或是遭受巨大的失败"(注:迈克尔·亨特(韩德):《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因此任何挑战美国利益的举动都将被视为镇压的对象。19世纪末兴起的海外扩张主义思想严重遮蔽了美国政治家对中国形势的认识,只要是威胁美国利益的行为,美国一律视为排外。正如美国学者约翰·多布森(John Dobson)分析的那样,"中华帝国的民族主义热情应该得到具有使命意识的美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但不幸的是,革命和民主的迹象似乎不过使列强相信,这个帝国正在衰落,因此他们可以更轻而易举地扩大他们的影响"(注:约翰·多布森:《美国上升为世界强国》(John M.Dobson,America's Ascent:The U.S.Becomes a Great Power,1880-1914),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00页。)。 一位学者在总结罗斯福对付抵制美货运动政策时意味深长地说:"1905年和1906年的反美抵制运动是现代中国第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它直指美国虽然是不幸的,但并不是偶然的。"(注:霍华德·比尔:《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第252页。)其根源就在于美国一贯的种族主义思想和美西战争以来美国对海外帝国的追求。 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是20世纪中国最具深远影响的社会变动之一,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反抗西方的理念、策略和动员方式,并最终使中西方关系发生了彻底的改观。抵制美货运动表现出对民族与国家利益的高度关怀,全民国家思想的萌芽,主权意识的觉醒和文明、理性的对外精神,与旧式以义和团为代表的盲目排外有着本质的不同。美国把这场代表中国民族意识觉醒的现代民族主义运动视为义和团式的排外加以镇压,成为美国后来敌视和压制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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