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本的赔偿外交带有追随美国的政治色彩。1951年9月，美国召开旧金山会议，实行片面对日媾和，这是其推行亚洲政策的重要一环。该会议签署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中所规定的赔偿条款，成了日本与各索赔国家之间进行交涉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赔偿外交”，从开始便受到美国对日政策的影响。在此之前，美国就已经在操纵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1951年5月，当时的盟军总司令部经济科学局长麦卡特，将美国的《日美经济合作计划》通告日本政府。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有三点。第三点是输往东南亚的生产资料与消费品的生产，这是为了当“现在正尽全力从事军需生产的国家不能自给”的时候，“把日本的工业力量最大限度地用之于增加东南亚的原料生产和增强其工业力量。”（注：〔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81页）日本政府在1952年9月制定的《关于同东南亚经济提携措施（案）》中，指出与东南亚国家实行经济提携的原因之三是“为协调联合国的后进地区开发计划和美国的第四点计划”。1952年10月，日本外相冈崎胜男在战后首次发表的外交演说中也强调：“赔偿，应该作为政治问题来解决。”（注：宋成有、李寒梅等著：《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上述情况表明，日本对东南亚的赔偿外交，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追随美国的成分。日本在被动追随美国政府的同时，又有主动实现日本国家利益的深层目的：最初是为了依赖美国，获得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用以恢复破败的战后经济；同时借助美国的力量，加入西方经贸组织，从而为当时乃至日后日本的国际通商贸易的发展开辟道路。此外，从50年代末直到70年代初期，日本除了追求上述经济利益外，还企图通过在亚洲问题上追随美国，以换取美国在修改安保条约以及冲绳归还等问题上的让步，争取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利益。日本对东南亚的赔偿外交作为其外交整体中的一环，正是服务于这种国家利益的。
    2.日本对东南亚的赔偿外交打开了日本与东南亚各国的外交关系。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建交，一方面标志着日本与这些国家结束了战争状态；另一方面，东南亚国家在与日本建交后，均随之批准《旧金山对日和约》，使日本不再是“亚洲孤儿”。日本从此迈出了走上亚洲政治舞台的重要一步，这对日本回归国际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正是在日本大力推行对东南亚各国赔偿外交的50年代中期，日本于1955年4月参加了亚非会议，成为亚非会议29个与会国中唯一的一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1956年12月，日本又被接纳加入联合国，从而摆脱了日本自1933年3月悍然退出国际联盟以来在国际社会的长期孤立地位。
    （三）赔偿外交为日本整体外交的发展积累了经验
    战后初期日本的外交仅限于对美外交，赔偿外交是日本战后第一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成功外交行动。日本在这次外交行动中获得了诸多经验，如经济利益优先，政治上保持低调，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经济界介入”紧密结合等，成了战后日本外交，特别是80年代以前日本外交的显著特征。
    应当指出，日本对东南亚的战争赔偿总额大约为15亿美元。这些赔偿以大量的生产资料和少量的消费品及劳务支付，它有利于受赔国经济发展；在赔偿的同时，日本还对东南亚各国提供了一些经济借款和经济合作，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受赔国经济的发展。但是日本的实际赔偿，与其在侵略战争中给亚洲各国造成的损失相比是远远不够的。
    总之，日本通过赔偿外交，使赔偿成为日本开拓与东南亚各国经济政治关系的有力手段。日本以微小的代价，不但解决了二次大战的遗留问题，而且打开了战后对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和外交，日本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政治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并为日本全面回归国际社会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