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古代美洲土著文化遗产的存在激励着现代文化民族主义的成长。在20世纪的拉丁美洲，玛雅、阿兹特克和印加文化遗产在两方面被物质化了，“一方面是数以万计的考古遗址作为这些人类部族历史力量的无声见证保存在那里。这些遗产纪念着4000-6000年以前的村庄和定居点，以及像马丘比丘和乌斯马尔那样的纪念碑式的城市人（它们到16世纪还存在，而且有些在经历了西班牙军事征服的第一次袭击之后还残留着）”。“土著文化的另一方面，可以从美洲当代本土文化中找到，从他们的语言、仪式、庆典、舞蹈、音乐、服装、手工艺品、医术和药学知识、农业和建筑技术中，从他们社区的政治结构、他们的哲学、宗教和世界观中找到”。确实，这些土著文化成分在经历了漫长的殖民地时代和独立共和国年代的无数次变迁，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形，并且也吸收了大量外部和外来的因素，但是，“不管16世纪的欧洲人入侵时发生的引人注目的破裂有多大，一颗真实的土著人的心仍在美洲大陆的中心跳动着”[1]（P48-49）。实际上，土著文化成分的现实存在不仅使得拉丁美洲人明确地将自己同伊比利亚的意识形态区分开来，而且也将自己同盎格鲁美洲的思想文化区分开来，由此孕育出了独特的拉美民族意识。
    其次，从拉美独立运动起开始形成、并日益得到增强的民族意识持续不断地促进了本土文化的形成。早在殖民地时代，美洲土生白人在政治上受到压抑，经济上受到限制，特别是在18世纪后期波旁王朝改革时期，美洲人的社会处境更为恶化，这就促使他们重新思考自己的政治定位和经济发展问题。由此，他们逐渐形成自己是美洲人而不是西班牙人的意识。同时，土生白人也意识到他们有自己的国家，这些地方有自己的历史、疆界和自然条件，不仅不同于西班牙，而且彼此之间也有差异。这些深入的思考促使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形成，这就是美洲民族主义的起源。
    到殖民地末期，不少土生白人作家通过赞颂自己的国家，教导人们认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们反复使用一些词汇：祖国、家园、民族、我们的美洲、我们美洲人，向人民灌输民族意识，并向人们提示：美洲拥有独特的资源和管理人才[5]（P43）。这一切都为独立运动的启动提供了舆论准备。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面对新兴的强国美国咄咄逼人的扩张倾向，拉美一批思想家特别强调民族主义精神。例如，古巴的伟大爱国者、诗人和思想家何塞·马蒂“在思想和行动上表现了自己的创造性，他第一个说明有必要创造一种特殊的拉丁美洲文化，他称它为‘我们的美洲’，说它应当是民族主义的，本大陆的和反帝国主义的，何塞·马蒂的全部著述，和他在古巴独立斗争中的政治行动一样，对于加强规划拉丁美洲政治和社会发展新路线的种种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乌拉寺作家何塞·恩里克·罗多在其著名的《爱丽儿》（1900年）和其他文章中，“指出一种精神上的拉丁美洲主义，它不仅与盎格鲁-撒克逊美洲的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相对立，也与所有依照外来模式的霸权和意识形态相反，这使得好几代年轻的拉丁美洲人大为震惊”[1]（P53）。简言之，这些作家所表达的思想为拉美文化民族主义的形成准备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1910～1917年的墨西哥革命又给拉丁美洲带来了新的意识形态潮流，这就是“革命民族主义”。在其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墨西哥壁画派动动成为拉美民族主义新文化的典范。壁画派艺术家提出了创作一种民族艺术，它可以表现独特的社会现实，同时又给艺术表现手法引进新的成分。当他们申明自己是古代印第安艺术和民间手工艺的继承者时，表明这些艺术家在创作中意识到：他们的艺术应该扎根于自己祖国的土地上，这就是壁画派艺术发展中的一条主线。然而，这个流派所采用的技术材料和造型手法都是来自欧洲的艺术成分。在这一时期，墨西哥的历史形势给壁画派带来了丰富的创作题材，本国的历史与现实带来了艺术灵感，这就使得艺术家自觉地把具体的社会问题用形象的手段表现出来。简言之，墨西哥画派的中心思想是民族主义。实际上它成功地创立了一个本民族的流派，并最终发展为以一种形象的世界语言作为表现手法的墨西哥艺术。而这个拉美民族主义艺术流派已成为欧美后期浪漫主义潮流的一个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