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取消外国在伊朗的军事基地。1932年，英军将其在波斯湾的海军基地从布什尔迁到巴林群岛。苏联也将恩兹里港及其附属设施交还伊朗，苏联军舰撤离伊朗水域。
    其二，继续巩固中央集权制和国家统一，镇压民族分裂主义，强迫游牧部落过定居生活。
    第一，改革国内行政区划，限制大省总督的权力。先撤销了大省，又在1938年，将全国分为49个州，合为十省，削减州长权力，州长不再听命于当地势力，而由中央政府任命，对礼萨·汗言听计从。全国政治统一，有效地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第二，加强立法工作，使巴列维王朝统治和管理制度化、法律化和正规化。1928年颁布土地登记法，1930年财政部颁布了国有土地出租的通令，同年公布了取缔土地强占法。1931年公布取缔农民运动法，1934年，又颁布了出售国有土地的法令，还有土地评价法，土地开发法，这些与农业相关的法律促进了农村农业中资本主义的成长。另外，1925年根据西方法律的模式颁布了商法，1926年颁布刑法。1928-1935年，参照法国、比利时和瑞士等国的法律公布了民法典三卷，这些法律中，仅在婚姻、继承部分保留了伊斯兰教法。1935-1940年进一步改革传统的伊斯兰教法，在民法中增加了关于家庭关系、结婚、离婚、财产继承等现代西方法律的条文。
    第三，通过征税和征兵、强制定居等手段对付部落的分离运动和反抗。礼萨·汗老谋深算，稳扎稳打。他先是挑拨离间，使各游牧部落互相残杀、互相削弱。待到军力强大占据军事优势时，就对游牧部落强制征税征兵，征税削弱了部落的财力，征兵削弱了部落的人力，二者相加，削弱了他们反抗政府的能力和实力。当然，各游牧部落不可能束手待毙，他们奋起反抗，但遭到拥有自动武器、装甲车和侦察机的政府军的残酷镇压，其首领或被囚禁，或被处决，普通群众也死伤累累。当局强迫游牧部落从游牧经济过渡到农业经济，从游牧生活过渡到定居生活，新迁居的地方伤寒、痢疾、沙眼、肺炎、肺结核流行，泉水受到污染，导致这些部落婴儿死亡率高，人口减少，牲畜大量减少，生活水平下降。
    第四，力图让所有的伊朗人都处在强大的国家力量保护之下，都认同一个统一的国家。大力改善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袄教徒的处境，他们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和择业自由。与此同时，严格管制和镇压具有分裂国家倾向的伊朗少数民族，如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和土库曼人。并对非伊朗部落和民族实行波斯化政策。
    其三，大力发展现代经济。
    第一，以银行来支持农业的发展。1928年成立伊朗国家很行，1930年从英国人手中收回了钞票发行权。同年成立农业银行分行。1931年又开办了专门的农业银行。两个农业银行都以借方的土地及其它不动产为抵押，贷款给他们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扩大种植经济作物。
    第二，伊朗政府通过机器进口免税法，扶助伊朗民族工业企业法（新建工厂在十年内从国外进口原料和化学制品免纳关税和沿途杂捐）。1931年2月25日通过了《对外贸易专营法》， 宣布对外贸易的出口和进口归政府专营，1931年3月11日又通过这个法律的补充法， 都规定有限定伊朗进口总额和发给许可证的办法。这些法律巩固了伊朗货币的币值和民族工业。
    第三，1930年伊朗开始建立现代化的机器工业。因为缺乏实力雄厚的私人投资者，所以由伊朗国家或者国王本人作为大企业的投资者，以此启动伊朗工业化的车轮。伊朗先发展投资少、风险小、见效快的轻工业，在轻工业中发展纺织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在实力增强后才建设重工业。1932年注册的商业、工业和其他股份公司为93家，1942年增至1902家，1940年伊朗工人达40-50万。
    第四，大力加强交通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国民经济发展创造条件。1928年伊朗政府征收特别间接税，着手修建由波斯湾的班达--沙普尔至里海的班达--沙的横贯伊朗的铁路，长约一千四百公里，1938年建成通车。此后又修成大不里士至德黑兰、马什哈德至德黑兰两条铁路，1947年伊朗铁路网全长2800公里，同年能通汽车的公路总长约二万公里。与此同时，礼萨·汗动工改建城市，特别是集中资金改建德黑兰市，许多街道路面硬化，铺上柏油，又修建许多现代样式的政府办公大楼。
    其四，进行世俗化的社会改革。
    第一，打击、限制教士的权力和势力。根据欧洲模式，创建现代教育和法律制度，削弱教士在司法、教育和慈善事业领域的传统地位；政府又监督清真寺的地产，削弱教士的经济基础；政府又干预人们的日常生活，及至衣着，摘除妇女面纱，让妇女接受教育；采用欧洲化的姓氏和非伊斯兰日历；让信仰其它宗教的人也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这一切都激起了教士的强烈反对。但政府坚决镇压胆敢同政府作对的教士。当然也有一部分教士不卷入政治，保持沉默；一部分教士力图在伊斯兰教义和认识论的框架内为时代变迁和政府政策寻找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