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尉权力的局限与下列这样两种因素有关。第一，为维护皇权的权威，不允许有完全超越皇权之外的职官的存在，在体制上就有了对廷尉权力制衡因素的存在。除了我们在上述所举几种分权的情况之外，廷尉在断狱、制令等方面往往还需要有光禄勋等官员参加。如《汉书·李寻传》有：“上以其言无验，遂下贺良等吏，而下诏曰：‘皆下狱，光禄勋平当、光禄大夫毛莫如与御史中丞、廷尉杂治……’”对廷尉的上奏，则由侍御史、郎官处理，《续汉书·百官志》引《汉官解诂》：“（侍御史）后因别治，冠法冠，秩百石，有印绶，与符节郎共平廷尉奏事，罪当轻重。”制令的权力也为太中大夫等所分，张汤“迁为太中大夫，与赵禹共定诸律令”。[4]（张汤传）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光禄勋的前身为郎中令，太初元年更名为光禄勋，“掌宫殿掖门户”，各种大夫、郎官都是其属官。皇帝利用身边的近臣来分担廷尉的一部分权力，其限制廷尉的意图十分明显。第二，廷尉在处理某些事件时也需要相关官员的配合，这在客观上也使得其权力大打折扣。《汉书·淮南衡山济北传》：“廷尉以建辞连太子迁闻，上遣廷尉监与淮南中尉逮捕太子。”正是主客观两种因素决定了廷尉权力的有限性。
    三、廷尉的迁选特点及其僚属
    廷尉作为中央的最高司法职官，因其自身职责的特殊性，故其选任有不同于其它职官的一些特点，具言之如下。
    其一，廷尉来源于具有专业法律素质的官吏。在汉帝国建立初期，由于选官体系及机制的不完善，这一方面表现得还很模糊。如文帝时的张释之，在文帝三年为廷尉。从史籍记载看，早年只是“以訾选为骑郎，事孝文帝，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3]（张释之传）看不出他是否受过专业的法律素质训练，而只不过是个以訾选进入仕途的一个不得志的郎官。汉初对这种专业职官之所以这样宽松，同当时整个官僚的选任特点有密切关系。在西汉前期，具体地说即在景帝以前，在官吏队伍中占主体的还是当年和刘邦打天下的军功贵族及其后代，即李开元先生所说的军功受益阶层，据李先生统计，他们在中央和地方郡国首相以上的官吏中所占的比率在高帝、惠吕、文帝分别是百分之九十六、八十一、五十，而作为具有法律专业素质文法吏分别只占百分之零、二、二十一。[11]（P59）这样能够担任廷尉的文法吏就更少了。景帝时期的情况限于史料而不清楚，但从武帝时期起，随着选官体制的不断完备，对廷尉一职所应具有的法律专业知识的要求也逐渐凸显出来，因而绝大多数的廷尉便来源于具有法律知识的法吏了。武帝时期几位有事迹可考的廷尉都属于这种情况。如张汤少时因家中老鼠盗肉，曾“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其父视之，其文辞如老狱吏”。王温舒“为吏，治狱至廷史”。赵禹史称其“亟知禹无害，然文深”。[3]（酷吏列传）《集解》引《汉书音义》曰：“禹持文法深刻。”由此可知，赵禹亦出身于文法吏。武帝之后的西汉诸朝情况基本相似。宣帝时廷尉于定国起家于狱史；[4]（于定国传）成帝时孔光曾任御史大夫，后左迁为廷尉，但即使是这样，《汉书·孔光传》称其“经学尤名，明习汉志法令”。在西汉武帝以后有事迹可考的廷尉中，没有说明其习知法律的只有宣帝时期的陈遂，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关于他的记载较少，语焉不详；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其身份特殊，史称其“与宣帝微时有旧”。[4]（游侠传）东汉时期，除了刘秀时制度草创，尚需不断完善外，其他诸朝基本上与西汉情况大体相同。安帝时张晧不是法家，却被征为廷尉。但《后汉书·张晧传》云：“晧虽非法家，而留心刑断。”也就是说他也要十分注意熟悉法律。而以经学名家的汝南杨氏家族中的杨赐，“数日出为廷尉，赐自以代非法家……遂固辞，以特进就第”；[5]（扬震传）表现得比张晧更为极端。而且由于法律知识的更加专门化，一些世掌法的家族屡出廷尉，这也是廷尉迁选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章帝时郭躬“世掌法”，父弘“习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弘为决曹掾，断狱至三十年，用法平”。 《汉书·郭躬传》称：“郭氏自弘后，数世皆传法律，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有姓名者有郭躬、躬弟子镇、镇长子贺、贺弟祯、镇弟子禧。同传亦记载了“顺帝时，河南廷尉吴雄季高……及子欣孙恭，三世廷尉，为法名家”。廷尉从专门世传法律的家族中选出，是廷尉这个职官更趋于专业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其二，自西汉武帝之后，担当廷尉的人应该具有一定的经学素养。西汉于定国作廷尉后，“乃迎师学《春秋》，身执经，北面备弟子礼”。[4]（于定国传）东汉陈球作过廷尉，据《后汉书》本传记载“球少涉儒学”。现在可考的最早与经学发生联系的廷尉，是武帝时期的张汤。据《汉书·倪宽传》记载：张汤为廷尉时，倪宽身为儒生厕身廷尉府中不被重用。一次为廷尉写疑奏的机会而受到皇帝的激赏，这使得“汤由是向学，以宽为奏谳掾，以古法义决疑狱，甚重之”。这里的古法义指的是儒家经典，因为《汉书》张汤本传载：“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从《倪宽传》的记述看，张汤向学，用古法义是以偶然因素为契机。但从这一时期的历史情况看，也有其必然性。这时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黄老思想已逐渐让位于儒家，这体现到政治体制中，便是儒生大量参与到政治当中，儒吏合流。在这种情势下，即使性格多诈，以定律令而取得廷尉职位的张汤也表现出对经学的推重。另一方面，廷尉需要具备经学修养与引经决狱有着密切关系。在武帝之后，引经决狱，特别是《春秋》决狱成为汉代法律生活中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已有的法律条款固然是进行判案的标准，但随着经学逐渐在思想界取得支配地位后，经义有时就成为判断案情的一种依据。如西汉“鸿嘉中，广汉群盗起，选为益州刺史。广汉太守扈商者，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姊子，软弱不任职。宝到部，亲入山谷，谕告群盗，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过自出遣归田里。自劾矫制，奏商为乱首，《春秋》之义，诛首恶而已”；[4]（孙宝传）而后汉何敞在汝南太守任上，“宽和为政。立春日，常召督邮还府，分遣儒术大吏案行属县，显孝悌有义行者。及举冤狱，以《春秋》义断之。是以郡中无怨声，百姓化其恩礼”，[5]（何敞传）皆是。这种现象势必会影响到廷尉这一司法官的自身素质。对廷尉而言，掌握一定的儒家经典知识也具有了现实意义，解决溢于法典之外的疑狱，诉诸于儒家经典就不失为一种理想的取向。
    廷尉因其职掌的特殊性，而使其在迁选过程中，有了诸如上述两种特殊要求。同时，受政治体制变迁等因素的影响，他的选任还有一些与其他职官相似的一面。例如，武帝以后，随着察举制度的完善，廷尉开始多来源于基层属吏，而且同其他职官一样，他们同样需要有任职地方的经历，这无形中大大丰富了廷尉的实践经验。另外，武帝及其以后诸朝，廷尉在完成其任职之后，一般又都作过三公，这也从一个方面显现出廷尉一职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