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现在谈遗嘱继承问题。遗嘱继承只适用于单纯的财产继承。《户律》云：
    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财物，乡部啬夫身听其令，皆叁半券书之，辄上如户籍。有争者，以券书从事；毋券书，勿听。所分田宅，不为户，得有之，至八月书户。留难先令，弗为券书，罚金一两。”[1]（P178）
    “先令”即遗嘱。（注：《汉书·景十三王传·赵敬肃王传》：武帝时大鸿胪弹劾缪王，谓缪王“病先令，令能为乐奴婢从死，胁迫自杀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颜师古注云“先令者，预为遗令也”。）律文表明，遗嘱内容只限于田宅、奴婢、财物的分割继承，不含户主的身份；立遗嘱时要有乡部啬夫等基层官吏在场，以示其公证和立遗嘱人意思的真实；遗嘱一式三份，像户籍簿一样分别由乡部和县廷保管，以防止篡改；当对财产分割发生异议时，以券书所写遗嘱为准；券书所无或者没有券书者，不予采纳。继承人虽然没有单独立户，但仍然合法拥有按照遗嘱所分的田宅、奴婢等财物，到八月再统一登记立户。和“置后”一样，为当事人立遗嘱，保管遗嘱是乡部官吏的法定职责之一，若乡部啬夫扣留“先令”，不写券书则罚金一两。这是汉代遗嘱的确立及其生效的基本程序和要件，但在实际生活中，除了乡部啬夫之外，还有其他基层小吏和亲戚邻里作为见证，遗嘱的内容也因立嘱的原因而有繁简。江苏仪征胥浦西汉墓曾出土平帝元始年间关于土地继承的“先令”券书一件，可具体说明上述《户律》的施行状况。现引如下：
    元始五年九月壬辰朔辛丑□，高都里朱凌凌庐居新安里，甚疾其死，故请县、乡三老，都乡有秩、佐、里师、田谭等为先令券书。凌自言：有三父（夫），子男女六人，皆不同父。（欲）令子各知其父家次。子女以君、子真、子方、仙君，父为朱孙；弟公文，父吴衰近君；女弟弱君，父曲阿病长实。
    妪言：公文年十五去家自出为姓，遂居外，未尝持一钱来归。妪予子真、子方自为产业。子女仙君、弱君等贫毋产业。五年四月十日，妪以稻田一处、桑田二处分予弱君，波（陂）田一处分予仙君。于至十二月，公文伤人为徒，贫毋产业。于至十二月十一日，仙君、弱君各归田于妪，让予公文。妪即受田，以田分于公文：稻田二处、桑田二处；田界易如故，公文不得移卖田于他人。时任知者：里师、伍人谭等及家属孔聚、田文、满真。先令券书明白，可以从事。[4]（P105-106）
    这份“先令券书”完全符合法定程序，先向县乡三老和都乡有秩、乡佐、里师等基层官吏提出请求，请他们主持建立遗属，县乡三老和都乡有秩、乡佐等人确实像法律所规定的那样“身听其令”。遗嘱建立之后，实际执行时，则由里师主持，有亲属、邻里数人见证。该“先令”云户主朱凌先后有三个丈夫，共生有三男公文、真、方和三女以君、弱君、仙君。公文15岁时即“自出为姓”--大约是入赘女方，“未持一钱来归”--和家中素无经济往来；其余二子真、方均“自为产业”即单独立户；三个女儿已经出嫁，但“贫无产业”，朱凌乃以“稻田一处、桑田二处分予弱君、波（陂）田一处分予仙君”。后公文犯罪家贫，弱君、仙君把分得的土地退回给母亲，“让予公文”。朱凌遂将“稻田二处、桑田二处”分给公文，确定田界，并约定“公文不得卖于他人”。这说明户主朱凌生前与其子女是分居的，朱凌有财产处分权，其子女均有财产继承权；土地分予子女之后，子女有权出卖土地。券书之所以约定“公文不得卖于他人”，是因为公文自15岁“自出为姓”后与母亲、兄妹一直没有往来，与母亲兄妹已不是一个家庭，本来没有土地继承权，在其犯罪，家贫无以为生的情况下，按照《户律》“子谒归户，许之”[1]（P179）的规定才回到母亲家，其获得的“稻田二处、桑田二处”本是其姐妹的土地，属于非正常继承，具有临时济贫性质，故约定“不得卖于他人”。这也是遗嘱继承和法定继承的区别，继承的内容、分割方式、份额的划分均按被继承人的意愿执行。
    在财产继承上，有遗嘱按遗嘱执行，若无遗嘱还可以协商继承。《户律》云：
    民大父母、父母、子、孙、同产、同产子，欲相分予奴婢、马牛羊、它财物者，皆许之，辄为定籍。[1]（P178,179）
    诸后欲分父母、子、同产、主母、假母，及主母、假母欲分孽子、假子田以为户者，皆许之。
    人死之后，包括其祖父母、父母、子（这里的“子”是子男、子女的统称）、兄弟、侄子在内的家人经协商，欲分割其奴婢、畜产和其他动产者，官吏要予以登记。至于土地，因是不动产，是国家授予的，分割之后要单独立户，也允许协商分割立户。律文中的“诸后”就是指有权继承死者土地的继承人，和法定继承制的依法所置之“后”有所不同。法定继承之“后”只能是一个人，其继承权的大小均决定于法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协商问题。
    财产继承的基本原则是诸子均分。上述爵位的不均等继承制度本身已包含了一定范围内的均等继承，《傅律》在规定爵位不均等继承的同时，也规定了部分的均等继承制，律文的“它子”也就是本文所说的“次后子”所继承的爵级虽然低于“后子”和“准后子”，但彼此之间所继承的爵级是相同的，这可以说是有限的平均继承制。至于单纯的财产继承则是诸子均分。吕后时，陆贾以“病免，以好峙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装，卖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为生产。贾常乘安车驷马，从歌鼓瑟侍者十人，宝剑值百金”，谓其子曰：“与汝约：过汝，汝给人马酒食极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宝剑车骑侍从者。”[3]（《陆贾传》）按汉初标准，中民之产是10金，200金是大地主的财产了。（注：《汉书》卷4《文帝纪》文帝云“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陆贾给予其子各200金的财富，他们的义务就是轮流供应其消费。陆贾此举是为了躲避诸吕专权可能带来的政治危险，向吕氏表明自己无意于朝中的政治纷争而一意于声色犬马，但是，他与诸子的约定则反映了财产继承的一般原则，即诸子均分和权利与义务相一致。这可以说是一份非正式的口头“先令”。（注：诸子均分是汉代财产继承的基本原则，在两汉书及其他文献资料多有记载。如《后汉书》第76卷《循吏传》云许荆“祖父武，太守第五伦举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显，欲令成名，乃请之曰：‘礼有分异之义，家有别居之道。’于是共割财产以为三分，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乡人皆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晏等以此并得选举。武乃会宗亲，泣曰：‘吾为兄不肖，盗声窃位，二弟年长，未豫荣禄，所以求得分财，自取大讥。今理产所增，三倍于前，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于是郡中翕然，远近称之。”这是一则沽名钓誉的故事。许武沽名钓誉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因为“礼有分异之义，家有别居之道”的“义”和“道”是平分家产。许武身为长子，虽然把家产一分为三，但“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违背了均分的原则，所以才有“乡人皆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的事情发生。汉代如此，以后历朝皆然。对此，时贤曾有论述。参见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