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财产的平均继承和爵位的降级继承结合起来，对汉代军功地主阶层的变迁不难有新的认识。西汉立国，完全继承了秦朝的二十等爵制，按功劳大小赏有劳，酬有功，培植起一批新的军功地主；同时，称帝伊始，刘邦即下诏“复故爵田宅”，即承认秦代的军功爵到了汉代仍然有效，并且予以进一步优惠，“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3]《高帝纪下》“故大夫以上”包括了秦爵在内，“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也包括对秦朝大夫以上爵位拥有者的优惠；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是进一步提高对军功爵者的待遇。张家山汉简律文的公布说明了汉初军功爵制的详细和严密，仅从上举关于爵位继承的部分律文可见其一斑。因而汉初的军功地主阶层是统治阶级的主体，西汉政权是军功地主利益的代表，这一传统认识是符合实际的。但是，我们从上述的继承制度中不难看出，军功地主阶层在西汉前期是处于衰变之中的，除了彻侯和关内侯两级之外，其余各级均为降级继承，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后代则将逐步失去其原来的爵位，由军功贵族演变为豪民地主。以第十八级爵大庶长而论，其“后子”第一代为公乘，第二代为官大夫，第三代为不更，第四代为上造，至此，其“后子”最终成为普通的庶人；至于其后子之外的众子，即准后子、次后子无论是为不更还是为上造，除这些不更、上造的后子降级继承其爵位，可以延续两代之外，其余只传一代即降为庶人。至于大庶长以下的后子的爵位传承至第三代就终止了，其准后子、次后子第二代即成为庶人。但是，他们的身份变了，其财富没有因此而减少，他们继承其父祖的田宅、奴婢、畜产等动产和不动产，一方面经营农业，另一方面还从事工商业以追逐财富，更因其家势，交通官府，兼并农民，横行乡里，成为西汉前期严重影响乡里社会的豪民地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以往无人涉及，需略加说明。
    司马迁曾指出西汉前期有能“与千户侯等”的“素封”之家，谓“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2]（《货殖列传》）司马贞《索隐》谓“素，空也”。张守节《正义》云“言不仕之人自有园田收养之给，其利比于封君，故曰‘素封’也”。司马迁所说的“素封”之家就是那些百万家财，年增息有20万和千户侯收入相等，“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的“庶民农工商贾”。这些“庶民农工商贾”就是西汉前期兴起的豪民阶层。以往认为这些豪民的兴起是因为汉初工商业发达的结果，这固然正确，但还不能深入揭示当时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层原因。司马迁所说的“庶民农工商贾”起码包含了两大阶层：农民和工商业者，而这里的“庶民”是说明这些农民和工商业者没有爵位、封号等政治身份；而西汉初期，严格按照二十等爵位授予田宅，无爵位的庶民只能拥有土地1顷、住宅1区，这些拥有30步住宅和1顷土地的小农是无法从事诸如矿冶、铸钱、煮盐、种植、畜牧等工商业生产而致富的，起码绝大多数的个体小农无法从事诸如矿冶、铸钱、煮盐、种植、畜牧等工商业生产来致富，他们也无力交通官府以取得矿山、牧场、山林等经济资源的使用权，他们只能成为那些家财百万、千万的包括工商业主在内的豪民的兼并对象。现在，明白了西汉前期的继承制度之后，我们对司马迁所说的这些“素封”之家的来源的认识就可以深入一层：即这些豪民固然有借助于汉初“弛商贾之律”[3]（《食货志下》）的历史机遇。凭借其工商特长而致富者，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军功地主的后代转变而来，他们没有经过普通工商业者的创业过程，而是继承其父祖的财产而致富，他们还凭借其父祖政治权力的基础而横行乡里，西汉前期豪民的种种不法行为与他们是密不可分的。对此，这里只是略事说明，限于主旨，详论留待另文。
    【参考文献】
    [1]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2]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李均明。散见简牍合辑[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