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被安置在阿芬丁山和凯利乌斯山的外来拉丁战俘就是早期平民的主要来源。之所以称他们为平民，原因之一是他们人数众多。图路斯王时期，阿尔巴移民的到来使罗马人口翻了一番（注：李维，Ⅰ，30,2。中译本，第87页。），说明当时的外来人口与罗马人民的总数基本持平。安库斯王统治时期，又从拉丁地区掳回数千人口（注：李维，Ⅰ，33,6。中译本，第97页。），打破了罗马社会中的外来人口与罗马人民人口平衡比例，使外来者人数首次占据多数，这就是“平民”一词具有“众多”含义的原因。
    原因之二在于他们的身份低贱。这一时期定居于罗民的移民与罗慕洛时期的移民不同，不再被平等地吸收为罗马共同体成员。李维和狄奥尼修斯没有意识到该时期罗马战俘的命运与罗慕洛时期战俘的命运有何不同，认为图路斯和安库斯完全“沿用先王接纳敌人为公民”的政策。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时代已经发生变化，两王处置战俘的政策与罗慕洛时代的政策虽有联系，但本质不同。
    我们看到，当图路斯王第一次打败阿尔巴人时，他并没有立刻摧毁阿尔巴城，而是与之订立盟约，要求阿尔巴人在罗马需要时提供军队，服从罗马人的调遣。李维记载：“交战前，罗马人与阿尔巴人订立条约，规定：在这次交战中获胜的公民的民族将毫无异议地统治另一个民族。”当罗马获胜后，“麦提乌斯询问按照订立的条约有何吩咐，图路斯命令他应保持年轻人战备：如果与维伊人发生战争，他要征用他们服役”（注：李维，Ⅰ，24,3;26,1。中译本，第67、73页。）。之后，由于阿尔巴酋长麦提乌斯出尔反尔，与罗马的敌人勾结，企图背叛罗马，被图路斯处以车裂之刑，随后国王派兵摧毁了阿尔巴城，把全体阿尔巴居民带回罗马。
    从这一事件看，图路斯起初提出与阿尔巴人结盟的建议的确是沿袭氏族部落联盟的传统，但他只继承了罗慕洛时期部落联盟的外壳，因为，罗慕洛与萨宾部落的联盟是完全平等的同盟，而罗马-阿尔巴同盟却是不平等同盟。图路斯处决阿尔巴酋长麦提乌斯，命令阿尔巴居民迁往罗马等一系列行为表明罗马在同盟中居统治地位，对阿尔巴及其人民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采取既联合，又压迫的态度。平等联盟被不平等联盟所代替，这就为等级制度出现创造了条件，而这一现象又是氏族社会向城邦社会转变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现象。
    其次，虽然从表面看，图路斯与罗慕洛一样，让被征服者来到罗马定居，且分配到罗马的部落和库里亚中去。但是，罗慕洛时期来到罗马定居的是自由移民，即使对待战俘和人质也本着自由选择去留的原则，而图路斯却采取强迫移民政策。阿尔巴人实际上是被掳到罗马来的，他们当然不能与罗马人民平等相处，也不可能获得罗马公民的权利。如果氏族部落组织不能一下子吸收那么多人，又不能把如此多的人口变成奴隶，那么，唯一可行的政策就是把这些人变成国家的依附民。
    阿尔巴移民被分配到罗马人的部落和库里亚中，这并不表明阿尔巴人平等融入罗马公民集体，相反，这是强行把被征服者束缚到罗马人民的土地上，并利用部落和库里亚控制和奴役这些外来分子。按照蒙森的看法，被征服者整体上相当于城邦的被保护人，他说：“被征服的人民，不论被迁与否，通常在法律上被迫居于受庇护的被保护人（cliens）地位。”（注：蒙森：《罗马史》第1卷，第90-91页。）因为，图路斯和安库斯并不是平等接纳战俘为公民，而是把他们作为不平等的成员束缚在城邦的土地上。这就使外来战俘同罗马人民区别开来，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成分。罗马人民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平等关系被不平等关系所代替是平民产生的必要条件。
    图路斯王与安库斯王对外政策的演变是时代的必然产物，因为这一时期的罗马正处在由氏族社会向早期奴隶制社会过渡的阶段：在图路斯王之前，几乎没有奴役外族战俘的报道，罗慕洛或者杀死敌人，或者平等接纳敌人为伙伴公民；在安库斯王之后，即塔克文王朝统治时期，文献中开始出现把战俘卖为奴隶的报道。
    狄奥尼修斯记录了几条关于老塔克文王时期战俘奴隶的情况：占领Apiolani城之后，“大部分阿皮奥兰人在战斗中被屠杀，少数被缴械的士兵连同战利品一起被拍卖，他们的妻子和儿女被罗马人作为奴隶掳走”（注：狄奥尼修斯，Ⅲ，49,3。）。夺取Corniculum城之后，“最勇敢的居民在城市被占领时战死，那些保住性命的胆小的懦夫同他们的妻子一起被拍卖为奴隶”（注：狄奥尼修斯，Ⅲ，50,6。）。在一次战胜了拉丁人和埃特鲁利亚人联军的进攻之后，“塔克文获取了大量俘虏和战利品，他卖掉前者，把战利品赏赐给士兵”（注：狄奥尼修斯，Ⅲ，53,5。）。王政时期的最后一位国王小塔克文王攻陷斯维萨城之后，“杀死所有持武器的人，允许士兵掠走妇女儿童和其他俘虏，还抓到不计其数的奴隶”（注：狄奥尼修斯，Ⅳ，50,4。）。
    由此可见，图路斯和安库斯王统治时期恰好属于早期奴隶制萌发时期。这就决定了该时期对战俘的处置方法必然既不同于罗慕洛时期--不能无差别地把战俘接纳为公民，也不同于埃特鲁利亚诸王--把战俘卖为奴隶，因为社会生产中还容纳不了大量奴隶。因此，图路斯和安库斯统治时期的政策必然带有过渡性--把战俘变为平民，即介于自由公民和奴隶之间的自由人。
    战俘奴役制的发展是促使平民产生的外因，氏族内部的等级分化则是其内因。当时的拉丁各邦都已出现氏族贵族和大众（populus）两等级。被图路斯王掳到罗马的阿尔巴移民中就既有氏族贵族，也有普通民众。对此，图路斯王做了区别对待，他挑选阿尔巴人的首领为元老（注：李维，Ⅰ，30,2。中译本，第87页。）。入选元老院的阿尔巴贵族加入罗马人民，上升为统治者，而阿尔巴民众则沦为被统治者，即平民。因此，图路斯时期形成的罗马人民与平民的对立是在继承被兼并地区原有的等级分化基础上形成的新的等级。在这种情况下，平等联盟逐渐被不平等联盟所替代，罗马人民不再平等地对待被征服者，逐渐走上剥削、奴役被征服者的道路。这是形成中的城邦制度对氏族制度的扬弃过程，结果产生了一群外来的、人身自由且处于罗马人民统治之下的平民。这是罗马城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选择的特殊道路，也是氏族社会向城邦社会转型时期所特有的历史现象。
    从图路斯和安库斯统治时期社会矛盾的新变化也可证明平民起源于该时期。据文献所载，在罗慕洛和努玛统治时期，氏族贵族和人民经常在公有地和战利品分配问题上发生争吵；国王和氏族贵族，以及在王位空悬时期的贵族与人民为争夺统治权而在公民大会上展开斗争（注：狄奥尼修斯，Ⅱ，62;Livy,Ⅰ，16-17。）。到安库斯王统治时期，罗马人民与外来平民之间的矛盾逐渐成为主要矛盾。据李维记载，安库斯王“由于国事以巨大的增长而发展后，在如此众多的民众中，善与恶的界限混淆，恶行暗生，为震慑日益增长的恶行，在城中央广场附近建起了一座监狱”（注：李维，Ⅰ，33,9。中译本，第99页。）。李维似乎是说，在安库斯王之前，即外来人口大量涌入罗马之前，罗马原来没有监狱。这就说明监狱可能不是用来对付罗马人民的，而是专门用来惩罚平民的。“恶行暗生”暗示平民曾进行过激烈反抗，而监狱的出现正是罗马人民镇压平民反抗的明证。新的社会矛盾的出现意味着在罗马人民旁边诞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