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本文第一个问题中涉及到的两个“初”字与此相比，可以清晰地看出，这四个“初”字在史家笔下既不表示固定的时间等量的时距，也不代表时间发展的同一方向。体现出编年史家灵活多变的叙事方法。在通常情况下，编年史家为了叙事需要，使用这类模糊的时间概念，往往与其所要表达的独特的思想有极大关联。此类时间概念在多数情况下是受作者主观操纵的，并不是用于记录所谓“发生于特定时刻和空间中特定的一点的某种东西”，所表述的时序与时距很难与自然时间顺序相符，应属时间表述中的变异形态。然而，这种变异形态与整个主体时间的框架结构又是相吻合的，在史家叙事过程中起调节作用。
    总之，编年体是中西史学领域共有的文体现象，然而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其内涵并不一致。中国史学独特丰富的形式，反映了中国人绵密的思维方式与精神结构。在编年体时间结构方面，历代编年史家们不是机械地依照自然时间的顺序来排列其著作时序，凡是经他们笔下建构的时间，虽有反映自然时间的一面，却也带有浓重的人为的主观性，寓含着史家深层的哲理性思维。当然，编年体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时间链具有相对的自闭性，常将连续的历史事件割裂成零碎状态。所以，编年体虽最早产生，却始终无法成为主导性的史学体裁。
    【参考文献】
    [1]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论语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
    [3]顾栋高。春秋大事表[M].上海：上海书店《清经解续编》本，1988.
    [4]章太炎。国故论衡[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5]孟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
    [6]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
    [7]刘恕。资治通鉴外纪[M].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上海涵芬楼藏明代刊本。
    [8]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86.
    [9]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北京：中国书店，1987.
    [10]杜预。春秋经传集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11]司马光。资治通鉴目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上海涵芬楼藏宋代刊本。
    [12]王树民。廿二史劄记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3]刘乃和。资治通鉴丛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1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5]杨仪。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6]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17][英]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18]周礼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