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懋可分析古代中国的环境变迁是想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历史根 源，二是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己走上象西欧一样的工业化道路？前者显然已经得到回答， 后者尚需加以说明。首先要比较中国与欧洲哪个面临的环境压力更大。彭慕兰认为，欧 洲在1800年以前比中国遭受的环境压力大（注：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 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三部分。）。但伊懋可在详细研究了 中国环境史后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认为中国那时的环境压力要比欧洲大（P.460）。主 要论据有二：一是理论的分析。伊懋可从生态系统内各因素之间具有有机联系和输入与 输出之间并非总是线型关系的预设出发，找出了生态压力（长周期的，必须考虑技术进 步的影响）和相对压力（短周期的，不必考虑技术因素）与把环境生产率恢复到以前状态 所需的成本之间的复杂数学关系，由此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是否可以持续。当然可再生与 不可再生资源的计算方式是不同的。在其中两个关键因素（大规模水利工程的维修和耕 地地力的恢复）上，中国比欧洲的压力要大得多。二是那个时代传教士的记录。他们认 为，当时中国的森林面积比欧洲少，作物种植比欧洲密集，休耕地和轮耕地几乎没有， 相反为了恢复地力而施肥的次数比欧洲频繁许多，在欧洲自然本身可以恢复的在中国就 需要投入大量劳动、技术和肥料。因此中国在自己的生态环境范围内发展的潜力比欧洲 消耗得更厉害。其次中国落在欧洲后面、没有自己迈入工业化进程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彭 慕兰所言的在煤与铁的地理位置及海外殖民地对生态束缚的缓解上与欧洲有所不同。中 国也在不断扩展自己的资源环境边疆，煤与铁通过运河运输并不比英国通过海路运输更 困难（注：包茂宏：《中国环境史研究：伊懋可教授访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 004年第1辑，第133-136页。）。导致中国没有象欧洲那样率先突破实现工业化的根本 原因在于中国处于“技术闭锁”的“高度平衡陷阱”中，与当时中国资源环境相适应的 技术及其各方面的影响因素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没有外来技术的冲击，就不可能突破 ，也就无法带动整个社会的转型。由此也可以看出，伊懋可的环境史观点实际上是他研 究经济史、科技文化史的延续，是利用自己的知识储备优势把环境与传统的人类历史的 各个层面有机整合的结果，是超越了二元论、机械论和还原论而采用有机论和整体论的 新型历史。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人类历史的建构和理解，反映了国际中国历史研究 的新趋势。
    二历史资料与研究方法
    本书的一大突出特点就是经常引用大段的史料，梳理资料是它的一大成就。这种写作 方法与现在流行的欧美历史撰述法颇为不同，但与中国的古代史叙述相当一致。约翰· 麦克尼尔曾幽默地评论说：“伊懋可永远不会把他丰富的知识用轻松的方式表达出来。 ”（注：John R.McNeill,Review on Book“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Science ,304,April 16,2004,P.392.）伊懋可这么做自然有他自己的考虑：一是他想把这些原始 资料介绍给西方的中国历史研究者，因为中国古代史的资料虽然比西方古代史的丰富， 但按现在的标准衡量还是很薄弱的。另外古汉语非常难翻译，准确可靠的翻译本身就是 一个成就。大量的原始资料不但给自己所述历史和分析提供了史料基础，也给读者提供 了按不同思维重新构造历史的机会。它还让读者能够进入史料记录者的内心世界和写作 情景，从而加深对历史的尽可能真实的理解。二是这么多的史料需要仔细鉴别。作者引 述的资料除了传统历史学常用的资料外，还包括人口学、流行病学、动物学、土壤学、 水利学、园艺学、造林学、地图学、神话、传说和诗歌中蕴涵的可靠历史资料。尤其引 人关注的是他引用了大量的诗歌，从表面上看似乎与传统历史学大异其趣而打上了后现 代主义的烙印，因为部分后现代主义学者就认为历史学是诗歌艺术而非科学（注：参看 海登·怀特：《旧事重提：历史编撰是艺术还是科学？》，格奥尔格·伊格尔斯：《“ 学术与诗歌之间的历史编撰：对海登·怀特历史编撰方法的反思》，《书写历史》，上 海三联书店，2003年。）。在后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中，历史只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表 现形式的言语结构，在构建历史话语的过程中充满着想象、虚构等认识特点，这说明历 史编撰只是一种“诗化”而非“科学化”的努力。但是如果以此断定伊懋可采用了后现 代主义的历史思维就错了，因为伊懋可尽管使用了大量的诗歌作为资料，也承认使用诗 歌的冒险性，但他力求证实这些诗歌作为历史史料的不可避免性和可靠性、客观性。首 先中国文人喜欢用诗的形式言物咏志，其中既有对自然环境的白描，也有对心灵感受的 抒发，前者往往是后者的基础。这说明诗歌中既有对环境景观的客观表达，也有诗人的 主观感受。伊懋可主要使用前者。其次诗歌中包含着大量其他叙述形式中没有的内容。 中国古代科学记载中很少涉及自然景观的变迁，正史中除了灾异志和地理志外几乎没有 涉及现代环境意义上的环境变迁，即使清代西北的环境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但地方志中的 记载仍然很少（注：参看王社教：《清代西北地区地方官员的环境意识：对清代陕甘两 省地方志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辑。），相反诗歌内容非常丰富 ，一切环境因素和自然现象都可以成为诗歌的素材。三是诗歌虽有自己独特的写作规范 如压韵和仄，但表现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形式并不能完全决定内容的性质。从这 些诗歌蕴涵的史料中可以观察出特定时间特定地区的环境图像。也就是说，诗歌由于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而成为必不可少的历史资料，当然，它独特的艺术原则和 表现风格要求在使用这些资料时必须谨慎鉴别，辨析其可靠性。
    在资料方面对传教士回忆录的引用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承认传教士有宗教 意识形态的倾向，但申明这并不影响他们对经济和环境的部分观察的可靠性。18世纪的 传教士既了解中国部分地区，也了解欧洲部分地区，既掌握欧洲文化，也对中国语言、 历史和文化有比较好的理解。虽然他们偶尔也以中国为参照物来批判欧洲，但对中国的 理解在某些方面也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所以引用这些资料不能仅抽出其中的只言片 语进行字面上的理解，最可靠的办法是从整体印象来判断某些材料的可靠性。这样谨慎 鉴别出来的资料才是独一无二和可信度高的史料。其次有些资料本身就是传教士有意识 进行比较的结果。例如16卷的《中国回忆录》从一开始，就把中国与欧洲并列。这说明 ，传教士在观察和记录时确实在进行比较。这种资料确实难能可贵、不可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