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如同中国学者研究外国历史一样，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环境史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但 也有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例如人口问题、农学思想问题和比较方法问题。
    人口是中国经济史和环境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作者在书中仅仅提到而没有做 应有的分析。作者承认确实存在着人口对资源的压力，尤其是在帝制后期易于剥削的空 间已经被占完时。但这种压力受到了长期演化的习俗、意识觉醒和适当的行动措施的调 节。中国并不是“马尔萨斯型”的，中国环境史并不仅仅是以人类的过度要求为动力的 （P.XViii-XiX）。尽管作出了这一判断，但作者以篇幅和主题需要为借口绕开了人口因 素，这是值得商榷的（注：伊懋可教授已经发表了两篇专门探讨中国人口死亡率和婚内 生育限制的论文（Mark Elvin,“Blood and Statistics:Reconstructing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from the Biographies of VirtuousWomen in Local Gazetteers,”in H.Zurndorfer,（ed.），Chinese Women in the Imperial Past.New Perspectives.Brill:Leiden,1999.伊懋可等：《18世纪末至19世 纪初婺源县的婚内节育》，载张国刚主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北京：三联书店 ，2004年，第299-346页。），但他认为现有的研究仍没有完全弄清楚导致不同地区人 口变化的不同因素，贸然进行普遍化的综合是不适宜的。同时，他也认为，书中缺乏气 候史的论述也是类似原因所致。参见伊懋可教授2004年6月5日的来信。）。人口与环境 的关系是历久弥新的研究课题。从宏观角度来看，存在着耳熟能详的“西蒙/艾尔利西 争论”。艾尔利西认为，地球资源有限，人口增长是对环境的主要威胁。西蒙认为，人 类的创造力可以持续改善技术，扩展地球的承载力。这两种观点实际上是马尔萨斯和博 色拉普观点的引申和极端化。马尔萨斯揭示了人口和资源的不同增长规律以及二者之间 的深刻矛盾，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消极办法。博色拉普正好相反，看到了人口压力对 促进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从而调和了人口与生产和资源的矛盾（注：Ester Boserup,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The Economics of Agrarian Change underPopulation Pressure,George Allen & Unwin,London,1965。）。就节育与人口增长减 缓的关系来说，存在着李伯重和陈意新的争论（注：参看李伯重收录于《多视角看江南 经济史1250-1850》一书中的四篇文章，分别是“控制增长，以保富裕：清代前中期江 南的人口行为”，“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 传播”，“唐初至清中叶江南人口的变化--答陈意新《节育减缓了江南历史人口的增 长？》”，“明清江南确实采用了药物堕胎：四个实例及相关分析”；陈意新：《节育 减缓了江南历史人口的增长？》，《中国学术》，2000年第3期。）。就中国人口是否是 马尔萨斯型这个问题，也存在曹树基、陈意新与李中清、王丰的争论（注：李中清、王 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北京：三联书 店，2000年。曹树基、陈意新：《马尔萨斯理论与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评美国学者 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王丰、李中清：《摘掉人口决定 论的光环--兼谈历史人口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曹树 基、陈意新：《尊重中国人口史的真实--对<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一文之回应》， 《学术界》，2003年第3期。）。总之，人口压力与“技术闭锁”和“高度平衡陷阱”以 及环境变迁都存在直接的关联，缺少这个维度的分析是不全面的。
    与森林滥伐和土地过度垦殖直接相关的文化应是农学知识，而不是文人的环境意识。 企图通过文人环境意识并不导致生产和生活中的环境保护来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似乎 有点简单化。至于农学知识是文人环境知识的具体化还是环境意识与行动之间的中介尚 需深入研究。李根蟠对“三才”理论的研究值得重视（注：李根蟠：《“三才”理论在 中国传统农学中的地位》，2002年提交中日韩农史研讨会的论文：《<陈旉农书>研究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中国农史研究概述》，《古今农业》，2 003年第3期。）。根据李根蟠的研究，三才的说法始见于《吕氏春秋·审时》：“夫稼 ，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意指农业生产是稼、天、地、人诸因素组 成的整体，是农业生物、自然环境和人构成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生态系统和经济系 统。“三才”理论是在长期农业实践中对天地人等因素认识的升华和结晶，又反过来成 为传统农学和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指导思想。从这个角度对农业与环境的关系进行研究 已经起步了，李伯重从三才出发分析了江南的水稻生产（注：李伯重：《“天”、“地 ”、“人”的变化与明清江南的水稻生产》，载《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 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相信今后还有更多这方面的成果问世。分析三才学说恐 怕比阐释天人合一更能切近农业经济与环境的真实关系。
    中国与西欧的比较虽然不是本书的重点，但这种以西欧为参照物的比较隐约时常存在 ，与其他比较研究的方法论突破相比，本书的比较研究尚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以西欧 为参照的背后隐藏着把西欧发展经验当成是普世标准的潜台词，不好说这就是欧洲中心 论，但肯定不是平等对待非欧洲的历史。美国学者柯文提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 ”的理论（注：P·A·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 局，1989年。），这无疑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直接反动，但这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 端的思维方式容易陷入“中国中心论”。近年来“加州学派”在中西历史比较研究方法 上的探索逐渐超越了以前的二元对立思维，其成果无疑值得借鉴。在“加州学派”的研 究中，有三位学者尤其值得注意。王国斌提出，在进行中西比较时，在用欧洲经验来评 估中国历史的同时还要用中国经验来衡量欧洲历史，通过互为主体来得出多元化的新结 论（注：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 998年，第3页。）。这种方法似乎是二元的调和但与具体历史研究结合后确实新见迭出 。弗兰克提出用一种整体主义的全球视野来观察世界历史。他认为，世界历史的演变就 是整个世界体系内部中心的转移以及中心和边缘周期性的置换。近代早期世界不是由欧 洲所推动的，而是由一个早已运转着的世界经济体系所塑造的。这个体系如果有一个中 心的话，那就是中国，其发展悠关当时的全球经济。欧洲通过加入亚洲贸易，能够从此 他们更具生产力、更富裕的亚洲经济中获得好处（注：A·G·弗兰克：《白银资本-- 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彭慕兰指出，世界经济起 源于各地经济相互影响的结果，而不是“发达”的欧洲简单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世 界上人口稠密、商业发达的大多数地区所受生态制约，在欧洲因新大陆的有利条件与天 然资源的优势而成功避免。这两项非历史必然性的原因导致了必然性的结果，这实际上 是回溯性分析方法和前瞻性分析方法有机结合的结果（注：彭慕兰：《大分流：欧洲、 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伊懋可已经注意到了中 国在东亚甚至世界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但他并没有展开。不从国内和世界市场来看待中 国的有机农业经济发展，就很难判断这种斯密性成长的存在及其限度，很难判断人口压 力与资源环境的矛盾的程度。伊懋可也非常推崇彭慕兰处理宏大问题时采用的方法（注 ：Mark Elvin,“Bookreview on Pomeranz's’The Great Divergence’”，The ChinaQuarterly,Vol:167,September 2001,Pp.754-758。），但他并没有吸收，这是比较遗憾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