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由于西方学者得天独厚的条件，伊懋可还充分利用了中国、日本以及西方其他 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国学者的研究非常深入翔实，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环境史研究呈现 出更注重自然科学的非人文化倾向。这一部分研究虽然从总体来看在中国更成功一些， 但尚需与注重文献的传统历史研究相结合。自然科学家应该向历史学家学习怎样评估资 料。历史学家也需要有更多的批判性，不能把部分失意文人的自然咏叹美化为中国人的 “自然观”。日本学者对中国环境史的许多方面，尤其是水利机构史进行了深入研究， 为我们理解中国环境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资料、新成果和启示意义。伊懋可认为，在 水利史研究中，日本学者已经遥遥领先，中西学者都要加紧工作才能赶上日本同行（注 ：Mark Elvin,H.Nishioka,K.Tamura,and J.Kwek,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waterControl in China:A Selected Bibliography,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94.）。西方学者不论是美国人、欧洲人还是澳大 利亚人，其研究与中日学者的最大不同就是注重理论分析。他们或许在穷尽史料和考证 上不尽完美，但在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理论的应用上更为大胆，成果斐然。这两方面的研 究成果正好可以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从书后所附的参考书目中可以看出，作者不但非 常熟悉对外国学者来说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高山的中国古典历史文献，而且大量使用了英 、法、德、汉、日等语种的研究成果。就中文研究成果来看，作者不但收集了中国大陆 学者的论著，也没有遗漏台湾学者的成果，还充分利用了海外华裔学者的新成果。总之 ，作者尽可能收集到能找到的所有资料，同时也吸收了各派和各国学者研究成果的精华 ，为得出独成一家之言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占有充分可靠的资料之后，研究方法就成为能否写出好的历史著作的关键。此书在 方法论上比较突出的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和综合分析与案例研究 相结合。跨学科研究是战后历史学普遍使用的一个方法，但环境史的跨学科更进一步， 已经冲破了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分野。伊懋可受的虽然是历史学专 业训练，但有足够的科学知识与专业科学家合作。例如与他合作研究杭州湾环境变迁的 苏宁浒博士就是来自中国西北地区的水利专家；与他合作研究结核病史的张宜霞博士就 是曾在中国结核病防治单位工作的实验微生物学家。他用现代遥感成像技术来研究古代 中国海岸线的变化，用现代人口学方法分析历史上人口的生育率和死亡率。由此可见， 不同学科之间虽然存在差异而且随着学科分化越来越严重，但是这些差异和障碍并非绝 对不可逾越，而是可以相互渗透的。交叉研究与固守一门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历史学 的客观性可以修正其它学科的历史虚构，其他学科也能给史学以方法论的启示和方便。 对环境史学家来说，更重要的是与其它学科的交叉会改变历史学的传统思维，使之更接 近于生态学中蕴涵的哲学。例如历史的发展是从平衡到突破再到平衡的往复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变化的速度是不断变化的。用这种思维分析环境史不是给原有的历史简单地 加上环境维度，而是把环境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参数有机地融合为一个整体，浑然天 成。
    比较研究是研究外国历史经常采用的一个方法。一般而言，比较包括纵向和横向两种 。伊懋可用纵向比较厘清了中国环境的变迁，明确勾勒出大象退隐的历史轨迹；用横向 比较发现了中国环境史不同于西方的特点，揭示出中国和西欧在近代初期走上不同发展 道路的根本原因。4000年前，大象生活在今日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驯化的大象直到1662 年还在中国军队中服役，但现在只能在动物园、马戏团和中缅边界的保护区才能看到大 象。从时间维度来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对大象的生境破坏程度加重，生境范围日 渐缩小，大象逐渐成为需要保护的物种。生态环境退化背后隐藏的是农业生产日益集约 化，甚至是过密化，进而陷入技术闭锁的“高度平衡陷阱”。这也预示着在农业取得巨 大成就的同时也潜藏着同样巨大的危机（注：Joachim Radkau,“Exceptionalism in European Environmental History”，Bulletin of the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Issue 33,Fall 2003,P.41.）。在分析中国文人对自然的认识时，作者使用的参照物是 克拉伦斯·格拉肯的《罗得海滨的足迹：从古代到18世纪末的西方思想中的自然与文化 》（注：Clarence Glacken,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Nature and Culture in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在这种比较中，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前现代 中国实际上缺乏一个西方式的超越宇宙的造物主上帝，广义而言也没有西方喜欢讨论的 宇宙目标、终极原因、或目的论的问题。中国人对自然的认识是一种“不被承认的宗教 ”（P.xx）。这与西方学术界把儒家文化称为儒教的逻辑是一致的。在与西欧就因何走上 不同道路进行比较时，伊懋可从环境史角度对西欧进行了分解。如果要就水利灌溉进行 比较，西欧只能是荷兰；如果就梯田进行比较，西欧就指西班牙和意大利；如果就运河 进行比较，西欧只能是英国。在这一点上，伊懋可的比较确实比彭慕兰的要具体准确（ 注：彭慕兰的《大分流》遭人诟病的一个重点是没有准确界定欧洲，甚至忽视了西欧内 部的差异性。参看P.H.H.Vries,“Are Coal and Colonies Really Crucial?Kenneth Pomeranz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l.12,No.2,200 1,P.409。）。显然，运用比较方法比不用能看得更清楚，能发现独特的问题，但是这只 是一定程度上的，不能估计过高。
    中国历史悠久、幅员广大，只有采用综合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才能客观反映 它的相对统一性和多样性。写一部四千年的中国环境史，没有综合概括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要面面俱到也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选取一个可以纲举目张的切入点。伊懋可慧眼 独具，从大象的退隐入手，逐渐深入到森林滥伐、土壤侵蚀、水利灌溉、农业过密化、 军事政治需要、文化的作用等领域，最后写就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环境史。本书的第一 部分是“模式”，分六章分别阐述时间与地域坐标、三千年的人象之争、时空背景中的 森林滥伐、战争和政治驱动的经济、治水及其可持续的代价等。这是从现象到本质的层 层剥笋式分析法，但是仅仅使用这一种方法容易出现简单化或过度普遍化的问题。伊懋 可在第二部分研究了三个“特例”，分别是遵化、嘉兴和贵阳。这三个地方显然是精心 选择出来的，他们是不同气候带、经济带和民族区域的代表。当然与这三个地区相关的 也是三个不同的重点问题。遵化的问题是当地的妇女为什么比其它地方的长寿，嘉兴的 问题是农业过密化和园艺式经营，而贵阳的问题是汉族集约农业对苗族生产方式的替代 。所有这些问题都与造成象之退隐的动力有关。这种解剖麻雀式的分析既突出了各地的 特殊性，又给前面的概括提供了坚实的具体例证。第三部分是“感知”。文化研究很容 易写成抽象的玄妙思辩推理，但伊懋可把它与具体的人和文献结合起来。在分析文学艺 术中的自然时主要集中于谢灵运的诗文，在分析科学对自然的表达时主要应用谢肇淛的准环境科学，在分析帝国的教条与个人的看法时主要利用了《清诗铎》。在这一部分，逻辑推理与实例举证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抽象的思维与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总之，综合分析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案例研究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两者的有机结合就会产生一部结构合理巧妙、有血有肉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