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4001《遗书样文》：“遗书一道，某年月日，△甲缘已身染患，恐有推迁。今闻醒素（悟）之时，对兄弟子姪诸亲等，遗嘱微甚少。抄录支分如后……”
    斯6537背《慈父遗书样文》（二）：“……闻吾惺（醒）悟，为留后语。吾若死后，或有喧则依吾嘱矣，更莫相遗。谨例舍田家产畜牧等，及忆念録以后耳。长男△甲，次男△甲，某女。右通前当自己内分配。”
    斯5647《遗书样文》：“……今对六亲，分割为定，及男女记数，右件分割，准吾遗嘱，分配为定。”
    我认为，目前能见到的这类遗嘱样文虽然只有5份，但它们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其显性共性在于遗嘱的指定继承人都包括法定继承人在内；其隐性共性则在于，它们说明在有承分人时采取遗嘱继承形式在唐五代社会生活中是相当流行的习俗，而非个别事例，因此遗嘱样文才有必要出现并书写流传以适应实际需要。
    魏文还从遗嘱自由、财产私有权等方面论证中国古代在非“户绝”条件下不可能出现遗嘱继承制度。我认为魏文的分析未能充分考虑中国古代家庭或家族共财制度的特点及其对遗嘱继承制度的影响，从而对中国古代遗嘱继承制度做出过于“现代化”的解释。
    中国古代，特别是唐宋时期，在有承分人即非“户绝”条件下的遗嘱继承制度，是为社会习俗认可并受法律一定保护的社会现实，它表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是能采取遗嘱继承方式的被继承人有严格的身份地位限制，必须是父祖尊长；二是由于家庭或家族共财制度赋予父祖尊长以支配财产的特权，因此他们也拥有一定的遗嘱自由。对此，下面列举几种史实试加论证。
    第一种，遗嘱中诸子并非都得到遗产。如《晋书》卷33《石苞传附子崇传》记曰：“崇，字季伦，生于青州，故小名齐奴。少敏惠，勇而有谋，苞临终，分财物与诸子，独不及崇。其母以为言，苞曰：‘此二虽小，后自能得。’”本来，石苞诸子按法定继承制度都应分得遗产，可是，在遗嘱继承中，石苞剥夺了石崇应有的份额，而“诸子皆奉遵遗令”，说明石苞的遗嘱自由得到法定继承人的尊重。
    第二种，遗嘱中诸子均分一部分财物，而其余财产嘱与他人。如《旧唐书》卷58《刘弘基传》载：“弘基遗令给诸子奴婢各十五人，良田五顷，谓所亲曰：‘若贤，故不及多财；不贤，守此可以免饥冻。余财悉以散施。’”刘弘基一方面按法定继承原则，均分部分财物与诸子，一方面将其余财产嘱与他人，体现了他对遗产拥有一定范围的自由支配权，并得到诸子的认可。
    第三种，除承分人外，将部分财物嘱与非承分人的侄子。《旧唐书》卷96《姚崇传》载：“崇先分其田园，令诸子姪各守其分，仍为遗令以戒子孙，其略曰：‘……比见诸达官身亡以后，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岂为自玷，仍更辱先，无论曲直，具受嗤毁。庄田水碾，既众有之，递相推倚，或至荒废。陆贾、石苞，皆古之贤达也，所以预为定分，将以绝其后争，吾静思之，深所叹服。”史籍没有将姚崇遗令的具体分配情况留存下来，但可以肯定他在遗嘱中指定继承人包括诸侄儿，超出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第四种，因承分人不孝，将承佃权嘱与婿。《名公书判清明集》卷4《户婚门·争业上》“子不能孝养父母而依栖婿家则财产当归之婿”一案的判词称：“王有成之父王万孙昨因不能孝养父母，遂致其父母老病无归，依栖女婿，养生送死，皆赖其力。……况此项职田，系是官物，其父之遗嘱，其母之状词，与官司之公据，及累政太守之判凭，皆令李茂先承佃。……王有成父子不知负罪慝，尚敢怨天尤人，紊烦官司，……王有成决竹篦二十。”在古代，依法，子不孝应受到惩处，但并未规定剥夺其财产继承权。而本案中因子不孝，父遗嘱将经济利益（职田的承佃权）给予婿，法官承认其遗嘱有效，可见其遗嘱自由并不受法定继承制度的否定。
    第五种，有子，将部分财产以嫁资的形式遗嘱与婿。《名公书判清明集》卷6《户婚门·争山类》“争山”一案的判词曰：“牛大同乃钱居茂之婿，钱孝良乃钱居洪之子，居茂、居洪嘉定六年置立分书，异居析产，已三十年。淳祐二年，大同葬其母于居茂祥禽乡之山，孝良乃称大同伪作居茂遗嘱，强占山地，有词于县。……居茂既以遗嘱与之，……况将遗嘱辨验，委是居茂生前摽拨，与女舍娘充嫁资，其辞鄙俚恳切，虽未为当理，却是居茂亲笔书押，……真正自无可疑。……令牛大同凭遗嘱管业，庶几是非别白，予夺分明”。如下文所引《宋刑统》的规定，女儿未出嫁时可以嫁奁的形式分得家中的部分财产。而案中钱居茂以“与女舍娘充嫁资”为由遗嘱与婿山地，却是在女儿出嫁之后。法官虽觉得“未为当理”，却仍判定遗嘱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