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古代中国“大一统”的“行政管理”是“双轨制”，而不是“单轨制”。自“王朝国家”至“民族国家”的近四千年的中华文明史的五个大统一时期，除夏商周的“王”为“诸侯共主”，是“分封制”的弱势的“国家统一”，秦汉、西晋、隋唐、元明清都是君主专权制和中央集权制的强势的“大一统”。由于中华大地自然条件的复杂性，由于多元一体的中华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央政府对各地区、各民族的行政管理不得不“因俗而治”，自近至远，多种制度并立。所谓的“中心区”是直接统治，即自秦汉的郡县制至元明清的行省制，政策基本不变；所谓的“边缘区”是间接统治，如隋唐的羁縻制，元明清的土司制，以军事控制为主的都护府制和将军府制，政策呈“多样性”。在维护中华“正统”和“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中央政府“授权”所谓的“特别行政区”或地方自治或民族自治（包括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高度自治”），“土官治土民”，免赋税徭役，尊重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原生态”，“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礼记·王制》）。
    四
    涉及古代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有一个基本概念必须厘清，即古代中国的“大一统”是“天下观”，而不是“世界观”。
    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古代中国，无论是统一为一个国家，还是分裂为几个国家，无论是汉族作为统治民族，还是少数民族作为统治民族，所谓的“国家”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或曰主权国家，都不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主体。在传统文化中，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下”，就是文明的元点和惟一的文明社会“中国”并御四方或纳贡称臣或自荒自弃的夷、戎、蛮、狄。古代中国的“王朝国家”，其“天下观”是矛盾的、封闭的。呈强势时，“中国”就是“天下”，疆域无限；呈弱势时“中国”版图则仅仅容“华夏-汉族文明”和“农业区”，就是“中原王朝”。而且古代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放眼的“天下”大都是孤立的“惟我独尊”的“单极世界”，没有各国、各地区和各种文明“互动”的意识，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的意识。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西周，最初为天子的都城或王畿之意。《诗经·大雅·民劳》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曰：“中国，京师也。”春秋战国以后，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就逐步演变为“华夏-汉文明”的代名词。秦汉、隋唐、元明清历朝历代均循此一“道统”为，“正统”。明朝时，中西交通，来华的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开始称封建社会的明朝为“中国”，已经渐无尊崇之意；清朝晚期，在世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大潮冲击下而日益边缘化的清王朝亦自谓“中国”（即“中央帝国”，Central Empire），不过是聊以“自慰”。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建立中华民国，辖土有了明晰的边境线，其简称“中国”，才第一次演变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和国家法主体的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的代名词。也就是说，古代中国的“大一统”的内驱力并不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觉醒、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3-38.
    [2]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3-76.
    [3]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