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由于上述原因，张君劢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只规定国民大会有“一，选举总统副总统；二，罢免总统副总统；三，宪法修改之创议；四，复决立法院所提宪法之修正案”的职权。在讨论张氏起草的宪草时，国民党仍要求国民大会拥有广泛的创制权和复决权，而共产党和民盟则坚决反对。最后国民党代表吴铁城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即关于创制和复决两权的行使，除宪法规定的三、四两项外，俟全国的半数之县市曾经行使创制、复决两项政权时，由国民大会制定办法并行施之。后来王宠惠、吴经熊遵旨修改宪草时，将吴氏提出的上述折衷方案写进了宪法。尽管如此，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中的国民大会职权至少比之“五五宪草”中的国民大会职权要小得多，这样也就不利于国民党利用大而无用的国民大会来垄断国家政权。
    正由于张君劢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与国民党一党制定的“五五宪草”存在着上述几方面的不同，因此，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制宪国大对它进行审议时，遭到了国民党内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蒋介石本来对这部宪法中的不少条文，特别是对总统权力的限制也非常不满，但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尤其是政协会后国内要求国民党实行政治改革呼声的压力，他未有敢叫王宠惠、吴经熊将这些不满意的条文全部修改或删除，最后还让国民大会通过了这部宪法。但他同时又声明，下届国大可以对这部宪法中“不妥的地方”进行修改，“使之符合我们的理想”。如果像研究者认为的那样，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是“‘五五宪草’的翻版”，那为什么国民党内保守派要反对它，蒋介石又要对它进行修改呢？
    当然，正如张君劢在《中华民国未来民主宪法十讲》中指出的，有了一部带有民主性质或色彩的宪法，并不一定就有了民主政治，关键是要看统治者是否有实行宪法的诚意。如我们所指出的，蒋介石是迫于各方压力才同意通过这部宪法的，因此，他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实行它。宪法公布不久，国民党即先后制定和通过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戡乱动员令》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将宪法所规定的人民种种自由权利剥夺殆尽，同时赋予总统，亦即蒋介石本人以不受立法机关限制的紧急处置权，从而使宪法所确立的“英美混合制”成了“总统独裁制”，其权力比之“五五宪草”中的总统权力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直至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覆灭，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任何民主，中国仍然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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