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东正教的拜占廷世界
    虽然天主教和东正教都属于基督教，但是，早在395年东西罗马帝国分裂以前，东西欧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使它们之间的差异日益增加。东正教的拜占廷世界是由古典罗马帝 国演变而来。330年，君士坦丁皇帝迁都东方希腊化中心拜占廷城，时称“新罗马”。从此，“古典的罗马世界帝国开始向中世纪的拜占庭帝国转变”，“我们称君士坦丁以 后的晚期罗马帝国为早期拜占庭帝国，或者更旗帜鲜明一点，称之为罗马-拜占庭世界 ”。[16]（P57-58）
    拜占廷帝国构建了一个类似于东亚世界的区域世界秩序。在政治上，它是以拜占廷帝国为中心的一元等级体系。在中心的周边地区，是藩属的部落和国家，此外是通过复杂 的外交礼仪确立官方关系的国家。在对付蛮族威胁的过程中，拜占廷授予他们的首领“堂皇的拜占廷官衔、勋章、金银王官、官服和权标。拜占廷并分给蛮族以土地；蛮族以藩属（边民）的地位定居在这里”[17]（P131）。事实上，这是拜占廷的“内藩”。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兴起的蛮族国家则被视为拜占廷的“藩国”，甚至法兰克王克洛维也从拜 占廷皇帝那里获得了罗马“执政官”的称号。[16]（P98-99）这实际是拜占廷的“外藩”。此外，萨珊波斯和阿拉伯帝国先后是唯一能够与拜占廷帝国平等交往的国家，但是它 们之间的战争远远多于和平交往。
    在宗教文化上，拜占廷帝国通过传播东正教，为拜占廷世界提供了认同的基础，并通过牧首制教会组织建立了宗教文化主导的区域世界。从595年起，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 开始称“普世教会的牧首”，至今仍保持着“同级主教中的首席”荣誉地位。[18]（P10 9、144）每个牧首区都具有自治权，其内部都有严格的等级体系；各个牧首区都是中心 。这样就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宗教文化主导的区域世界，但还没有形成一元等级体系结构 。
    （五）天主教的拉丁世界
    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在塞维鲁王朝（193-235年）时期，西部的“罗马化”进程取得了决定性进展，由此奠定了西欧拉丁世界的基础。在政治上，拉丁世界形成了法国、日耳 曼国家和英格兰三足鼎立的局面。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南部处于混乱状态，直至中古后期才趋于统一。这种政治格局在以封君封臣制为特色的封建制度和天主教会超越国家 的存在等背景中，变得更加复杂。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中古西欧存在着独立的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存在等级性的国际政治结构，而是处于某种均衡状态，可以说形成了早期的均势体系。
    这种早期的均势体系在天主教的外衣下获得了宗教文化上的共同性。1075年，罗马教皇格列高里七世（1073-1085年）的《教皇敕令》最终明确规定了教皇至高无上的地位， 教皇制最终确立。[19]（P227）这样，天主教会建立了覆盖西欧的、国际性的一元等级体系。因此，天主教的拉丁世界既是政治主导的区域世界，又是宗教文化主导的国际性的 一元等级体系。统一的天主教会与分立的封建国家共存，是这一区域世界的基本特征。
    五、世界区域化的动力和发展特征
    区域世界的历史类型和中古阶段所存在的主要区域世界表明，政治和宗教文化因素在区域世界的内部联系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是说区域内部经济联系不重要，恰 恰相反，经济因素始终是世界区域化的根本动力。
    在东亚世界，唐宋以来逐渐形成了朝贡贸易体系。但是，这种朝贡贸易始终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没有表现为“纯粹”的独立经济形式。因此，我们还不能把朝贡贸易体系 等同于经济主导的区域世界，也就不存在一个由朝贡贸易推动所形成的独立的东亚经济世界。在天主教的拉丁世界，随着农业社会的复兴和城市的发展，中世纪西欧逐渐形成了两大国际贸易区，即北海、波罗的海贸易区和地中海贸易区，香槟集市和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贸易通道先后成为连接两大贸易区的主要商路。[20]（P361-362）但是，应当看 到，区域性贸易的发展仍然受到多种非经济因素的制约。在整个中世纪，“领主、城市和国王都把沉重的负担强加到贸易上，这或者是出于重商主义的原因，或仅仅是为了财政收入。外国商人经常要遇到为保护当地城市居民或全体公民的各种特许权或禁令”[21]（P252）。在德国，封建领主为了获得通行税，商人甚至被“强制走路”[22]（P164-16 6）。可见，商业贸易比较发达的拉丁世界也没有形成为一个区域经济世界。
    在近代以前，区域经济世界难以形成的根本原因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生产方式，由此造成小农经济的同质性大于差异性。商业贸易的发展只是一种互通 有无的使用价值交换。因此，不可能形成基于区域内劳动分工和市场的经济世界。近代以前的世界区域化发展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区域超经济强制的普遍性
    在近代以前的区域世界中，政治和宗教文化因素掩盖和束缚着经济因素，从而构成了区域世界的超经济强制。生产力水平低下、封建生产方式造成的经济与政治、宗教文化 等领域的纠缠和不分化状态是区域超经济强制普遍存在的根源。区域超经济强制使经济具有政治性质。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说，欧洲“在中世纪，财产、商业、社会团体和每一个人都有政治性质；在这里，国家的物质内容是由国家的形式规定的”，而在亚洲那样的专制制度国家，“政治国家只是一个人的独断独行，换句话说，政治国家同物质国家一样，都是奴隶”。[23]（P284-285）区域超经济强制使经济受制于宗教文化因素。在天主教的拉丁世界，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