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合作是二战时期和战后初期斯大林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和内容。它保障了苏联与盟国在战争时期的胜利和战后苏联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和平环境以及有利于苏联的对战后世界的调整和安排。在雅尔塔会议的公报中，苏联、美国和英国都表示要在战后时期继续维持合作。但是，就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便陷入了伊朗危机和土耳其海峡危机之中，双方的关系急剧紧张。与此同时，随着它们在东欧和德国等问题上矛盾和分歧的发展，苏联的大国合作政策愈发难以维持，最后终于爆发了与美国的冷战。本文根据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档案馆新解密的材料认为，促使斯大林最终放弃大国合作政策的根本原因，是苏联与美国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对外战略方面的矛盾和冲突的发展使斯大林丧失了对大国合作的信心。而具体原因则在于：杜鲁门主义的出台、苏联在西欧的联合政府策略的失败、东欧国家的离心倾向的出现和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大国合作政策结束的主要标志就是实施莫洛托夫计划和建立共产党情报局。
    一
    从苏联方面来讲，战后继续保持与西方的合作主要是因为：
    第一，基本上满足了苏联在战后安排方面要求的雅尔塔体系本身，就是与西方合作的产物。要维护雅尔塔体系给苏联带来的既得利益，就必须继续与西方保持合作。
    第二，由于战争给苏联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因此，战后初期苏联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恢复和重建国民经济。只有维持与西方的合作关系，才能确保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较好的和平稳定的环境并且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
    第三，斯大林认为，战后初期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内存在着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条件和可能。1945年他在同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和吉拉斯的谈话中认为，“现在，社会主义就是在英国君主制度下也是可能出现的。不是处处都需要革命。”（注：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中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8页。）1946年夏天，在同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斯大林要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进入社会主义。他对哥特瓦尔德说，“我们那时的道路简短而又迅速，代价是流了很多血和作出了很多牺牲。如果你们能避免这样，就避免吧。那种必须要付出的流血和牺牲的代价，红军已经付出了。”（注：穆拉什科和诺斯科娃：《战后东欧的苏联因素（1945～1948年）》，《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1945～1985年）》，莫斯科1995年版，第90页。）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信念也使得战后初期的大国合作成为可能。
    但是，1945～1946年国际形势和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的变化和发展，促使斯大林重新去思考苏联对西方国家的政策，在伊朗危机、土耳其危机、东欧和德国等问题上苏联与西方国家的较量和斗争，清楚地证明，战后苏联与西方国家的矛盾是很难调和的，因为它们之间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家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如同凯南的电文和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一样，1946年2月斯大林在选民大会上的演讲中对资本主义的严厉批判从时间上来说绝对不是偶然的。它是斯大林在经过苏联与西方国家在战后不到一年的斗争后再次确定苏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严厉批判的态度和立场，也是斯大林准备修改大国合作政策的信号。而接下来（3月）的丘吉尔号召英美联合对付苏联的演说，又进一步挫伤了斯大林与西方国家继续保持合作的愿望。斯大林在回答如何估计丘吉尔的演说时说，“我认为这个演说是危险的行动，其目的是要在盟国中间散播纠纷的种子，使它们难于合作。”斯大林谴责丘吉尔“站在战争挑拨者的立场上”，“号召同苏联进行战争”。斯大林甚至认为，丘吉尔“并不是孤独的，他不仅在英国有朋友，而且在美国也有朋友”。（注：《关于丘吉尔先生的演说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见《斯大林文选》（1934～1952年），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62～468页。）这表明斯大林并不是孤立地看待作为前任首相的丘吉尔的演说，而是把它与当时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各种矛盾和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这个时候斯大林认定在国际上已经出现了“从事宣传新战争”的“某些政治集团”和“战争挑拨者”。（注：《答美联社记者埃迪·吉尔摩问》，《斯大林文选》，第469～470页。）因此，他号召苏联人民，“在开展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我们一分钟也不应忘记国际反动派的阴谋诡计，他们在策划新战争。”（注：《苏联武装部部长命令》，《斯大林文选》，第473～474页。）
    由于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张，在斯大林的头脑中与西方的合作逐渐地让位于同西方的较量和斗争。他开始考虑在合作破裂的情况下如何与西方国家进行斗争的方法和形式。显然，这种斗争不应当也不可能是像战前那样苏联一国单独地与西方国家进行。因为毕竟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都已经掌握着政权，而在西欧则存在着虽然没有单独执政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参政的不容忽视的共产党（如法共和意共等）。它们是苏联与西方国家进行斗争时可以利用和依靠的力量。这样，如何把这些国家的共产党联合起来形成一种类似集团或阵营的力量以增加苏联抗衡西方国家的手段，就在斯大林的头脑中萌生了。此外，把有关国家的共产党联合起来并建立某种国际性的组织，不仅可以提高苏联的国际地位和影响，而且有利于苏联对这些国家共产党的控制和操纵。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后，统一的国际性共产党组织便不复存在了。战争后期的1945年4月，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在访问苏联时向斯大林建议：鉴于共产国际已经在1943年解散，有必要建立一个各国共产党的协商组织，以交流经验，并以此为目的创办一份共产党的国际性报纸。斯大林对此“举双手”表示同意，（注：迪吉耶尔：《铁托传》，贝尔格莱德1953年版，第470页，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共产党情报局是怎样成立的》，〔俄〕《近现代史》杂志1993年第4期，第134页。）虽然如此，由于苏联当时实行的是大国合作的政策，建立这样一种形式的共产党国际组织容易被人认为是恢复共产国际，从而会损害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合作关系。所以，斯大林虽说是表示同意，但是并没有采取具体措施去促成建立某种形式的国际性共产党组织，因为时机显然尚未成熟。
    然而仅仅经过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战后一年不到的激烈斗争，大国合作的政策便开始动摇并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建立新的共产党国际组织的想法和计划从1946年春天开始，陆续见诸于他同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