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这过程中，匈牙利共产党在1946年夏末秋初时居然不识时务地（在苏联酝酿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时候）提议要在布达佩斯召开多瑙河流域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会议。（注：匈牙利打算安排这一多党代表会议在匈共三大（拟于1946年9月28日开幕）期间召开。匈共领导人以为这一建议会受到联共（布）中央的赞扬和支持。匈共总书记拉科西将这一想法告诉了苏联并且希望联共（布）能派代表参加这一会议。此外，出于对季米特洛夫的尊敬，他认为保共代表与会也是重要的（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案卷916，页码1，参见吉比安斯基：《共产党情报局是怎样成立的》，第137页）。）结果不仅遭到苏联的断然反对而且还受到苏联的一顿羞辱。（注：1946年9月9日和14日，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部长苏斯洛夫分别致函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和政治局委员马林科夫、贝利亚和米高扬，认为匈牙利想要召开这样的会议是“不适宜的和不可容许的”，“没有任何东西证明匈牙利共产党扮演这种多瑙河流域共产党的统一者的角色是正确的。”他还嘲讽匈牙利曾经是希特勒德国的仆从国，而且“匈牙利民主建设中的成就明显不及斯拉夫国家”。另外，苏斯洛夫已经知道，季米特洛夫也认为召开这样的会议是不适宜的。日丹诺夫对此表示完全同意，决定请求斯大林批准答复拉科西：会议“在政治上是不合适的”，建议不要召开。（参见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案卷916，页码1；全宗77，目录3，案卷109，页码4～5，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共产党情报局是怎样成立的》，第137～138页。））匈共关于召开多瑙河流域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显然是与苏联正在酝酿和准备的召开更大范围的共产党代表会议并且建立一个协调各党行动的机构这样一个重大计划相悖的。
    1946年9月，苏联驻美国大使诺维科夫的那份全面分析和批判美国对外政策的报告，对斯大林大国合作政策的转变起了理论上的论证和导向作用。诺维科夫的报告揭露了美国战后对外政策的“帝国主义者的倾向”和“谋求世界霸权”的特征，认定美国已经制定并且正在推行一项“广泛的扩张计划”。尤其是报告最后强调了苏联与美国未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必须予以充分注意的是，美国是把苏联作为战争的对象而准备未来战争的。在美帝国主义的眼里，苏联是它通往世界霸权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下列事实证明了这一点：美军为备战而进行的战术训练是把苏联当作其未来敌手的；美国的战略基地设置在有可能成为对苏联领土进行打击的出发点的地区里；强化在极为靠近苏联的北极地区的军事训练和防务；力图使德国和日本成为对苏战争中可以利用的对象。”（注：参见《战后美国对外政策--1946年9月27日诺维科夫发自华盛顿的电文》，〔美〕《外交史》杂志，第15卷，第4期，1991年秋季号，第527～537页。根据诺维科夫本人的回忆录鉴定，这不是发自华盛顿的电文，而是他在巴黎撰写的报告。（参见诺维科夫：《一个外交官的回忆（1938～1947年）》，莫斯科1989年版，第352～353页。））由于这份报告是根据莫洛托夫的指示写就的，所以可以说它是苏联官方对美国战后对外政策的一次正式的估价和鉴定。报告的内容和措词表明，苏联对战后与美国的勉强合作再也不抱任何希望了，美国已经成了苏联的真正的敌人。
    二
    1947年3月的杜鲁门主义的出台进一步推动了斯大林大国合作政策的转变。3月12日，正当讨论德国问题的四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举行的时候，杜鲁门总统在国会公开揭示了美国对苏政策的重大转变。在杜鲁门总统向国会宣读的咨文中，引人注目的并不是他提出的向他称之为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希腊和土耳其提供四亿美元的援助，重要的是他以不点名的方式，公开谴责苏联的制度及其生活方式并宣布美国将予以抵制的决心。杜鲁门认为，苏联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极权主义的生活方式，它所依赖的是恐怖、压迫、舆论统制、指令式选举和压制个人自由。极权政权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侵犯，危害国际和平和美国的安全。美国的政策就是要支持各国自由人民以抵制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所强加的征服企图。世界各国人民都期待着美国的支持以维护他们的自由。（注：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北京师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92页、94页。）从杜鲁门总统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苏联同样已成了美国心目中的世界性的敌人；美国认为苏联已经在危害国际和平和美国的安全并且要予以坚决的抵制。这样杜鲁门实际上就是公开宣布美国将要对苏联采取一种全面遏制和对抗的政策。正如后来杜鲁门自己所解释的那样，“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侵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中译本，三联出版社1974年版，第120、121页。）
    杜鲁门讲话后，4月9日，斯大林在同美国共和党活动家史塔生的谈话中，对此进行了反驳。斯大林也没有点名。他说，“有人把苏维埃制度称为极权的或独裁的制度，而苏联人则称美国的制度为垄断资本主义。如果双方开始彼此谩骂为垄断者或极权主义者，那就不可能得到合作。”斯大林举例说，“他和罗斯福都没有彼此谩骂为垄断者或极权主义者。这就大大有助于他和罗斯福建立相互的合作，并赢得了对敌的胜利。”斯大林重申，美苏仍有合作的可能，只要双方有此愿望的话。（注：《斯大林文选》，第491～494页。）应当说，斯大林的公开反应和反击还算是比较“温和”的。其所以如此，一是因为那篇后来被称作杜鲁门主义的讲话虽然措词严厉，但在具体的遏制措施和方法出台前，只能算是一种政策性声明。二是杜鲁门的讲话虽然是进攻性的，但它并没有触及到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三是先作出愿意合作的姿态，以静制动，等待合适的时机再予以进一步的反击。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只是那个实践杜鲁门主义的马歇尔计划出台后，杜鲁门主义才被与马歇尔计划捆在一起，受到苏联的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击。
    但是，既然杜鲁门主义已经发出了对苏联遏制和对抗的明确信号，那么苏联当然不会仅仅限于作些口头上的反应。1947年春天，斯大林同来访的波兰党的领导人哥穆尔卡讨论了召开某些共产党代表会议的问题。（注：由于哥穆尔卡这次访问苏联是非官方性质的并且未加报道，所以，尚无资料证明访问的确切日期。波共活动家普塔希斯基在根据他同哥穆尔卡谈话为基础撰写的书中说，至少在1947年夏天之前，斯大林已经与前来莫斯科的哥穆尔卡讨论了召开一些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必要性。（见吉比安斯基：《共产党情报局是怎样成立的》，第138页。）据《哥穆尔卡》一书的作者韦尔布良说，波党著名的活动家洛戈-索温斯基后来证实，这次谈话是在1947年春天哥穆尔卡访问莫斯科时进行的。（韦尔布良：《哥穆尔卡》，华沙1988年版，第505页，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共产党情报局是怎样成立的》，第138页。））会谈中斯大林提出了三点建议：1.由一些共产党共同创办一份定期的情报刊物。该刊的目的是讨论各国共产党面临的共同问题，交流经验和交换情报。2.为了创办拟议中的刊物，应当召开将参加该刊物的共产党会议。3.由波兰工人党担任会议的倡议者。哥穆尔卡对此表示同意，接着，就拟定了与会各党的名单草案，打算以波兰工人党的名义邀请这些党与会。（注：参见吉比安斯基：《共产党情报局是怎样成立的》，第138页。）引人注目的是，与上次同南共和保共领导人的谈话不一样，斯大林没有提议建立共产党情报局，但这并不是说，斯大林放弃了这一打算。因为当时的国际形势和美苏关系已日益紧张。1947年2月由美苏等21个有关国家签订的对意、芬、罗、匈、保五国和约是在争吵声中缔结的，并且它的签订完毕也就同时标志着可供美苏合作的余地几乎已经消失。而3月出台的杜鲁门主义更是毒化了美苏两国关系。在这种时候斯大林在建立情报局问题上的立场只能是前进而不可能后退。斯大林在同哥穆尔卡的会谈中只提为创办共同的刊物召开一次会议而不提建立情报局的事宜，可能的解释就是，毕竟那时联共（布）还没有建立对东欧各党的任意摆布的绝对控制，可将它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因此眼下的上策就是，先以创办刊物为名将各党代表拉来开会，然后再迫使他们接受建立情报局的决定。后来的事实对此作了可信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