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随着西方思想和理论的输入，唯物史观也渐为中国学者所知。俄国的十月革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迅速增大，李大钊成为最早介绍唯物史观的代表人物。他先后在数所大学开设“唯物史观”与“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大力宣传与阐发唯物史观，并开始用唯物史观的原理和观点去解释中国历史。李大钊的论著《史学要论》与《史学思想史讲义》，集中体现了李大钊史学理论上的成果《史学要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他指出：“历史不是只纪过去事实的纪录，亦不是只纪过去的政治事实的纪录。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历史是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那些只纪过去事实的纪录，必欲称之历史，只能称为记述历史，决不是那生活的历史。”史学“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历史学的任务和目的，“本在专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 [8]（p.204、p.206、p.208），这明确地将客观的历史与历史记载区分开来，指出历史学应当上升到一般性的理论研究。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第一部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开山之作，1930出版之后，反响甚大，继而在国内外引起了社会史的大论战。论战的结果使唯物史观扩大了影响，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走向深入。
    1938年翦伯赞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是继李大钊《史学要论》之后又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专著。该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系统总结3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对历史和历史学的有关理论与方法进行了论述和阐发。此后，侯外庐的《中国社会史导论》、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吴玉章的《中国历史教程叙论》、华岗的《研究中国历史的钥匙》、《怎样研究中国历史》、吴泽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论著，都对历史学的性质、历史学怎样成为科学、研究历史的意义以及历史学的方法等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出于中国革命的需要，对历史与历史学理论作出许多论述，影响极其巨大。
    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鲜明的党性，在苦难至深至重的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与应用，都是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服务的。因此，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面的论著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服务现实的品格，史学为政治服务的概念不断得到强化。这样，马克思主义史学确实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另一方面，容易使人认为史学见解与政治立场密切相关、难分难解，以为史学著述必然会体现政治思想，或者干脆就包含直接的政治用意。史学的学术价值、学术标准处于从属的地位。此种认识模式，因为革命事业的取得胜利，极有可能被视作唯一正确的思想路线。
    三
    新中国建立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唯物史观的热潮。不管是成就卓越的老一辈史学家，还是年轻的莘莘学子，都投入到这场学习运动之中，唯物史观大为普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于主导地位。
    从新中国的成立到“文革”的结束的这段时期，人们普遍认为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史学理论，二者概念上是没有区分的，因此，史学理论的研究往往与阐释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相结合。但当时史学界在强调唯物史观指导作用的前提下，如何具体地体现研究思路与方法，是作出许多探讨的，这就是说，人们对史学自身理论问题的思考并没有停止。从50年代起，史学理论的讨论和研究涉及了几项引人瞩目的问题：
    关于“史”与“论”的关系问题，是讲史料与理论关系的问题，起初针对“史学即史料学”之类观点的影响，以及史学界部分人轻视理论的倾向，从而提出了“以论带史” 的主张，意欲加强历史研究中的理论指导，用正确理论来统帅史料。这本来无可厚非，但从1954年对胡适的批判，特别是1958年“史学革命”开始后，即出现了空言理论、漠视史料的另一倾向，“以论带史”变成了“以论代史”。于是，翦伯赞、吴晗等老一辈史学家对“以论带史”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以论带史’提法，意味着研究历史要从理论或概念出发，不从具体史实出发。这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上的提法是不符合的。”若此必然出现两种错误偏向：一是“不分析具体的历史情况，只根据经典著作中的一二文句便作出结论”；二是，“挑材料只是作为原理原则的注脚”[9]，并且，提出“论从史出”的主张作为回应。在广泛的讨论中，又有人提出了“史论结合”的观点，认为“以论带史”和“论从史出”皆有失全面。这场史与论关系的讨论，尽管“以论带史”的观念被大多数人否定，但并未从思想根源上解决问题，后随着“极左”思潮的泛滥，又表现出来。
    关于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的讨论，实质上涉及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所谓“今”是指距现实较近的历史，所谓“古”是指距现实较远的历史。“厚今”是要重视近现代史的研究，以努力使史学为现实服务。因此，在史学研究领域也得到具体落实，比如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得到加强，仅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史料丛刊》就出版了11种以史实为中心的专题资料集。中国现代史也侧重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对这些见解与措施，大多数史学家是认同的。但“厚今”是否必须“薄古”？学术界意见很不相同，许多人提出“厚今亦不薄古”之类的见解。但当时颇有政治“权威”的陈伯达片面强调“厚今薄古”，并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随着一股“史学革命”之风刮起，使学术讨论变成对“厚古”的讨伐。结果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古代部分极力压缩，近现代部分无限膨胀，甚至有人提出历史倒着讲，由今及古，随意地割断与颠倒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