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问题的辩论，影响极为广泛，震撼尤大，关乎整个史学界研究历史的基本原则和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革命实践与历史研究中都曾取得辉煌的成果，但仍不应将之视为唯一的史学方法。20世纪50年代，针对历史研究中阶级分析方法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范文澜、翦伯赞等撰文提出：历史研究中只有将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复杂的历史过程与历史人物做出全面、公正的评价。文章发表后，在史学界引起热烈讨论，最初主要就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并结合历史人物的具体评价展开的。后来，尖锐的反对意见出现，形成激烈争论，在政治干预下，形势骤然变化，历史主义被批判为对抗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极左思潮空前膨胀。直到“文革”结束，有关讨论才又继续 。
    关于对西方史学和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对外国史学及史学理论的研究只限于苏联。建国后先后出版的《历史问题译丛》和《史学译丛》主要发表苏联的史学论著。到60年代以高校文科教材编写会议为契机开始对西方史和西方史学理论进行研究。齐思和、吴于廑、周谷城、郭圣铭等学者纷纷撰文介绍西方史学和西方史学理论。尽管文章中有“左”的倾向，但毕竟有限地开拓了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领域。
    建国到“文革”结束这一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从总体上来说是围绕学习、阐释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展开的，并由此形成在诸多理论问题上的讨论热点。史学理论研讨是纳入历史理论之中，因而缺乏相对独立的系统研究。由于政治形势和组织力量的制约，学术的讨论日益政治化、教条化、斗争化。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学术问题无限上纲的方式达于极致，已经不能进行学术意义上的史学理论研究，因某种政治需要炮制的“理论”，例如中国古代史上所谓的“儒法斗争”体系，是不准公开怀疑的 。
    纵观这一阶段史学理论研究的历程，还可以细化为三个段落。即1957年“反右”之前、之后，以及十年文革。我们之所以把它们划到一个阶段，就在于此间人们在认识上存有一个误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史学理论，核心就是阶级的观点、斗争的观点。把唯物史观的普遍原理等同于具体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使其在地位上低格化、理解上简单化、运用上教条化，虽各个小段落的程度不同，而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左倾。在这种趋势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不少史学家不但在具体历史研究中取得显著的成就，而且也在史学理论问题上作了兼顾艰苦的思考、迂回的探讨，留下发人深省、值得反思的史学历程。
    四
    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中，历史学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史学家们在对过去史学发展的总结和反思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也有许多失误。其中一个重要的失误是以历史唯物主义替代史学自身的理论和方法。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历史最一般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但它决不是全部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况且过去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运用存在着严重的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因此，史学理论的研究必须加强。于是，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 上明确提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1983年5月，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加强史学理论的研究，并做出定期召开全国性史学理论研 讨会的决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的有关专家 组成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因此，从80年代初起史学理论研究就成为热点，并持续 升温。其标志之一，自1984年以来，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1993年广 东召开的史学理论研讨会上，又成立了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原来的史学理论研讨 会更名为史学理论学会年会，每二年召开一次。之二，自80年代初，全国高校历史系开 始把史学概论规定为必修课，大学课堂重新开始了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讲授。之三，出版 和翻译了大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著作。1983年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 首先出版。继而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等十余种史学理 论、方法论著作相继出版。与此同时，翻译出版了不少国外有关的史学理论、方法论著 作。如：张文杰等编译的《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田汝康等选编的《现代西方史 学流派文选》等等。之四，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被列为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并开始招收史 学理论及史学史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了大批的专门人才。之五，在重点大学和中 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史学理论或史学史研究所的专门的研究机构。
    总之，这一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成就显著：其一是阐明了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的关系，界定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研究范畴。学者们普遍认为：唯物史观是研究历史的最一般的理论和方法论，史学理论是研究历史的具体的理论和方法，不能相互替代。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内涵不同，前者主要是对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论概括；后者主要是对史学自身的理论思考。其二是对文革前曾经讨论过的有关的史学理论问题，诸如：史与论的关系问题；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问题；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等等进行了继续的研究和讨论，并有了新的拓展和突破。其三是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在文革前，历史认识论的问题基本没有展开研究。在新时期，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一度成为热点。学者们在历史认识主体、客体、中介及其相互关系；历史认识的过程与结构；历史思维的特点；历史认识的检验等问题上展开了研究和探讨。目前，研究尚在进行，有些问题还需进一步深入和展开。其四是史学方法的研究不断有新的进展。史学方法在过去是比较单一的，一时间阶级分析方法成为唯一的史学方法。80年代以来，史学方法的研究不断有新的进展，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进一步探讨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研究方法。第二，发掘和整理中国传统的史学方法，史学界对史料的收集、鉴别、考证的方法做了系统的研究和整理。第三，大量介绍和引进西方的史学方法，如比较史学的方法、计量史学的方法、心理史学的方法等等，史学方法出现了多样化的局面。第四是史学研究的内容和范围有了新的扩展，这是一个大的成就和突破。在相当一段时期，历史的全部内容就是政治史、军事史，到了文革十年，历史仅剩农民战争史、儒法斗争史。自80年代，人们从理论上重新审视了史学研究的内容和范围，普遍认为历史内容包括人类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等多方面的活动和实践。理论上的突破，带动了史学研究中文化史热、社会史热、生态史热、科技史热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