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然气候因素与农业生产
    农业生产受自然因素的影响非常大，土壤和气候是制约农业生产最稳定的因素。俄国土地资源的特点是沼泽多、森林多、非宜种地多，宜耕地比例低。俄国地理位置偏北，大部分地区属寒冷而干旱的大陆性气候，无霜期短，加上严寒而漫长的冬季，限制了农作物及品种的选择。到19世纪中期，位于北纬66°的一些地方是俄国最北的农业居民点，只能种早熟的蔬菜和农作物，北纬55°以南地区可栽培喜温作物。无霜期短使农活集中，单位劳动时间强度增大。农业生产季节短，稍纵即逝，无暇精耕细作，靠粗放式经营维持简单再生产一直是俄国农业生产的特点。
    俄国农业生产从古至今一直受到不利的自然气候因素的干扰。俄国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特点是劳动季节极为短暂。 劳动季节从4月中旬到9月中旬（新历从5月初到10月初），而在这种情况下积温又非特别高。当时西欧除12月和1月的其它时间均可从事各种农活[1]。农业生产条件如此巨大的差异，从根本上影响到东西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
    文明之初，西欧的这种自然条件决定了村社集体生产形式发生了变化，率先巩固起来的个体农民经济逐渐摆脱了村社的束缚，推动了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土地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为土地集中和大封建地产形成创造了条件。国家很少介入上述进化过程，甚至在建立一般生产条件方面也起很小的作用。在类似进化形式中发展重心在下面：农民经济、市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经济，封建领地和城市公社积极介入行政、社会和文化事业，经济和社会发展呈现勃勃生机。
    东欧的情况则截然不同。俄国多数地区农作物生长期短促，加之贫瘠土地居多，必须精耕细作，为此需要更多的时间。然而数百年间俄国农民精耕细作的最起码条件即劳动时间却严重不足，因而粮食平均产量很低。在俄国，粮食产量统计只是从1802年才开始。1801-1860年，欧俄粮食产量平均每份种子收3.5份粮食，60年中有4年粮食产量与平均产量相吻合，27年低于平均产量，29年高于平均产量。在每份种子收3 份粮食时，农民仅够支付所有义务和满足最低需要，若每份种子收2 份粮食时，那么维持最低需求也得借助于储备，只有每份种子收5 份粮食时才会略有节余[2]（P53-54）。史料记载表明，灾年多于正常年景。 频繁的自然灾害对俄国农民的生存能力是异常严峻的考验。
    由于自然条件差，俄国农民尽最大努力仅能做到：秋播作物铲两至三次，春播作物铲两次。18世纪在劳动力较充足的地主那里，从种到收每俄亩春播或秋播作物需劳作40天，当时农民4口之家耕种4-5 俄亩地能支配大自然给予的时间为130天（扣除割草期为100天）。如果农民想得到不低于地主的收成，应当在21-25天中作完40天的农活[3]。 农民唯有动员家庭所有成员（包括10岁左右的孩子和老人），方能做到这一点。
    西欧无论是中世纪还是近代，即使精耕细作也无须如此紧张忙碌，因为生产季节格外长。1618年英国植物学家特拉杰斯肯特·斯塔尔希访问了俄国北部，他如此描述俄国农民的劳动：“他们的耕作方法很象我们，但不如我们那样认真，这不值得大惊小怪。西欧国家农作物不是耕耘两次三次，而是四次、五次，甚至六次。”[1]18 世纪末俄国著名农学家伊姆科莫夫写道：“我们夏天短促，所有农活要夏天做。西欧例如英国，冬天可耕地，10月整地，11月播种，因此我们比其它地方更需要加快工作。”[3]然而， 很少有人能数十年如一日地保持如此旺盛的劳动精力，因此，减少耕地数量相对提高耕种质量对多数农民来说是现实的选择。18世纪末非黑土区每个男性农民平均耕种1.2-1.3俄亩，结果，俄国中部绝大多数农民数百年间粮食尚不能自给自足[1]。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出卖少量“剩余”粮食，完全靠节衣缩食来减少自身消费。
    俄国主要地区农民经济受到极端不利的自然气候条件制约，无力扩大耕地面积，更难以集约式经营，粮食产量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俄国农民如此特殊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导致争取生存斗争的特殊方式，尤其是恢复地力的形式。在三圃制情况下，贫瘠土地失去地力更快，定期耕种的土地本身也需要按时恢复地力，而19世纪前恢复地力的办法仅仅沿用旧的传统，即采用伐林开荒和抛荒。抛荒是使休耕地长满野草、灌木丛甚至幼林，靠这种方式积养地力，这是极简单的、粗放式的恢复地力的方法。
    为何俄国农民恢复地力主要靠伐林开荒和抛荒，而非靠大量施肥呢？这与农民饲养牲畜的条件差有密切关系。首先，从18世纪末起人口密度增加，耕地不足的紧张程度加剧，草场被开垦，不利于畜牧业发展。其次，因农忙季节和割草季节在时间上冲突，农民无暇收割和储备足够的干草和饲料。再次，按饲养两匹马、两头牛和两只羊计算，共需622普特干草，这要有8俄亩草场且耗时50天[1]。几百年间俄国农民对此一直望尘莫及。18世纪末，莫斯科、特维尔、雅罗斯拉夫、弗拉基米尔、科斯特罗马、下哥罗德、卡卢加诸省，每名男子平均只有0.4-0.7俄亩草场，每4口之家平均有0.8-1.5俄亩草场，可收割100-150 普特干草[4]（P55）。按每头大牲畜一年需要60-70普特干草算，每户最多能养两头大牲畜[3]。第四，大部分地区牲畜圈养时间为198-212天[1]，野外放牧时间短，使饲草不足问题雪上加霜。第五，多数农民养一匹或两匹马，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第六，饲草严重不足，导致农民和地主靠麦草喂牲畜，使麦草不能还田，影响地力自我恢复。对俄国农民来说储备饲草问题一直未能解决，连苏联史学家都认为，这对地域如此辽阔的国家而言的确是极为反常的经济现象。
    牲畜饲养量小，使厩肥数量严重不足，直接影响到地力恢复和产量提高。据测算，每俄亩耕地应施厩肥标准为1500普特（24吨）[5]，但直到20世纪初，也未达到这一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只是从16世纪起，有关非黑土带使用肥料的记载才多起来。18世纪中期，中部工业区寺院土地施足肥需6年一次[5]，土拉省卡希尔县耕地施足肥需9年一次， 维亚特卡省奥尔洛夫县耕地施足肥竟要36年一次[6]（P49）。19世纪中期，北方地区所有耕地施足肥7年一次， 该地区是非黑土带单位面积饲养大牲畜数量最多的地区。西部地区饲养牲畜少，所有耕地施足肥要18年一次。18-19世纪黑土带偶尔也施肥。可见，俄国地力恢复只能维持在较低层次上。虽然俄国主要地区收成低的首要原因是土地贫瘠，但土质差远不能说明一切。须知西欧很多国家并非都是肥田沃土，但通过认真耕作和大量施肥，粮食产量却很高。
    随着时间推移，俄国农业技术有所改善，农民提高了劳动生产率。1861年改革前，农民按传统耕作方法可耕种3俄亩以上的土地。但是， 如果18-19世纪成年人的粮食消费标准为24普特（牲畜饲料占一定比例），或者每昼夜摄入3000卡路里热量，那么，俄国直到20世纪初，按食品实际比例，成年人每昼夜摄入热量仍不超过1500-2000卡路里[3]。
    19世纪50年代，欧俄年均实际产粮1.4亿切特维奇（15.8亿吨）， 成年人人均粮食仅为17.4普特，若除去粮食出口和牲畜饲料，成年人人均粮食不超过12普特[1]。到19世纪90年代， 欧俄非黑土区成年人人均粮食提高到18普特，而欧俄成年人人均粮食为25普特[7]（P140-142），即刚刚超过成年人人均消费标准。尽管19世纪农民从欧俄大量迁往西伯利亚等地，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农业连续4年丰收， 国内粮食略有增加，然而到20世纪初情况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国内市场粮食上市量增加和出口增加主要靠减少消费。俄国农民传统上人均留下12普特粮食自用，也就是每昼夜可摄入热量1500卡路里。当然，无论补充蔬菜还是补充蘑菇、野果（农村对肉和奶制品消费量很低），都不能从根本上缓解粮食供给情况。
    到20世纪初，俄国社会一直是农业社会，赤贫化是其主要危险，而且在地力极差的土地上的粮食生产是社会必要生产。剩余产品总量尽管缓慢增长，但在粗放经营的情况下，这种增长几乎全靠增加农业人口和不断对外征掠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