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还有一些在当时中国学界很有影响的专史与地区史、国别史著作，如阿甫基耶夫的《古代东方史》（三联书店1956年版）、塞尔格叶夫的《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科瓦略夫的《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列夫臣柯的《拜占庭简史》（三联书店1959年版）、塔塔里诺娃的《英国史纲（1640-1815）》（三联书店1962年版）、罗琴斯卡娃的《法国史纲（17世纪-19世纪）》（三联书店1962年版）、曼佛列德的《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三联书店1955年版）、凯尔任策夫的《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1961年版）、利沙加勒的《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1962年版）、叶菲莫夫的《美国史纲（1492-1870）》（三联书店1957年版）、祖波克的《美国史略（1877-1918）》（三联书店1959年版）、鲍爵姆金主编的《世界外交史》（共有五个分册，五十年代出版社1950、1951年出版）等。
    4.除著作外，另有苏联史家的论文结集的中译本出版
    在这类中译本中，一种是苏联学者自己编的中译本，如《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等；另一种是中国学者的编译本，如尚铖编有二本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译文集，即：《奴隶社会历史译文集》（三联书店1955年版）、《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三联书店1955年版）等。
    （二）苏联学者来中国讲学、办研究班，直接传播苏联史学
    这里先要插叙一个情况，新中国成立伊始，全国各行各业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热潮，这在当时的史学界也得到了有力的贯彻，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学习俄语也成了一种时尚，许多史学工作者热情而认真地学习俄语，一时蔚然成风。
    学习俄语，也是为了苏联史学家来华之需要。50年代以来，苏联史家纷纷来华，当时承办来华讲学的单位，多办起各种研究班，从全国招生，一时颇具影响。例如，以世界古代史为例，1955年，苏联派出第一批专家来华讲学，其中世界古代史方面的苏联专家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授课，于是该校办起了全国性的世界上古史研究班。像东北师范大学举办的这种研究班，在当时还有不少。一些短期来华讲学的苏联史家，更是在中国各地讲学，广泛地传播他们的学术观点。
    （三）中国学者在学校课堂上授课以传播苏联史学
    课堂传授的理论与知识，因其生动直观最易使人先入为主，乐于接受，乃至终生难忘。这是有过这方面经历的人都能体验得到的。在此，再举前述东北师范大学在1957-1959年所办的世界古代史研究班学例。后来结业于这个班的学员执教于祖国的四面八方，通过他们的课堂讲授，在世界古代史专业的教学中宣扬苏联历史学家的观点。这类研究班在当时是很多的。
    （四）通晓俄文或学成归国的留苏中国学者通过撰写论著以介绍、研究与播扬苏联史学
    这里指的是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有关研究苏联史学的专著，不是译作。从我们所知的情况来看，在五六十年代（“文革”前17年），还没有出现过这类作品，由陈启能、于沛、黄立弗合著的《苏联史学理论》一书，直至1996年才问世，即使这样，该书也还不能称为一部苏联史学发展史，更不必说在五六十年代，那时根本不可能具有这样的条件。
    在当时，由中国学者撰写的介绍苏联史学的文章，经初步查阅，数量不多。这类文章大体有总论苏联史学成就的，也有分述世界史各阶段苏联史学界的研究状况的，有对个别史家作介绍的，也有评介苏联历史著作的，以下略举数例：例如，赵俪生的《斯大林对史学的新指导》（《历史教学》1951年第1卷第4期）、林国栋的《蓬勃发展的苏联历史科学》（《中学历史教学》1957年第12期）、朱庆永的《苏联在历史科学上的重要贡献和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齐思和等的《历史科学进展的丰碑--介绍《世界通史》第一卷》（《人民日报》1959年11月21日）、姜椿芳的《苏联科学院历史科学学部科学研究计划（1959年）》（《历史研究》1959年第4期）等。
    在这里，有一点必须提及，那就是留学生的作用。在50年代初期派往苏联修历史的学生，自他们学成归国之后，在输入苏联史学以及日后发挥各自专长的历史研究中发挥了作用，并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中的一部分中坚力量。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史学著作的大量输入，在当时条件下，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积极的进步意义，这是毋容否认的。当时中国历史学家学习苏联史学的长处是真诚的、积极的，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光辉面前，中国历史学家对它是歆羡的，因而在评价上也总是多有赞美之词，例如尚钺在编《奴隶社会历史译文集》时，在“编者的话”中一开首就这样指出：“苏联的历史科学，与其他部门的科学一样，在近三十年来获得了照耀世界的辉煌成就。……特别是苏联的历史科学家，卓越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法则，灵活地、具体地运用到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其他民族国家的古代史、中世纪史和近代现代史的研究中去。”（注：尚钺编：《奴隶社会历史译文集》，《编者的话》，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页。）这些言词反映了当时中国史学工作者对苏联史学的普遍看法，这就是苏联历史学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历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是值得中国历史学家学习的楷模，这也是中国历史学所要努力达到的新“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