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影响还集中地表现在中国学者的世界通史的编纂工作中。1962年，由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四卷本）出版（学界通称周吴本），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中国学者编写的第一部综合性的世界通史之作，叙述了从人类起源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世界历史，充分显示了当时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不过，它的优点与缺陷，既带有那个时代的特色，也从中观照了苏版《世界通史》对它的影响，周吴本的优点也确是继承了苏版《世界通史》的某些长处，而周吴本的不足又恰恰源于苏版《世界通史》的缺陷，问题的症结就是如吴于廑所说，我们是“按此模式”（注：见《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而操瓢的，有学者认为我们的周吴本“在很大程度上是前者（苏版《世界通史》）的一个缩写本”（注：钱乘旦：《社会科学的规范化--评世界史教科书的视角》，《中国书评》1995年总第4期。），此论并不为过。
    随着苏版《世界通史》的印行，随着中国学者对它所散发出来的苏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实质上是斯大林主义）的接纳，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是，那种业已存在于中国学界的公式化、简单化与教条主义的作风，在当代中国政治上日益浓烈的“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变得格外彰显，使历史研究更加丧失其科学性与自身特点，而沉溺于一种僵化的模式中。
    事实表明，苏版《世界通史》对我们的影响，尤其是对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我们在对苏版《世界通史》中译本引入我国进行评价时，要正确看待它的积极意义及负面影响，总之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它，任何一笔抹煞（如“文革”中说它为“毒草”）或任意夸大（如50年代说它为“丰碑”）都是不妥当的，现在我们要恢复它作为一部史学著作的真实面貌和作为现代世界史学潮流中的一个通史学派的应有地位，唯其如此，才能在中国的世界史体系的重构工作中，对它作出必要的借鉴与正确的评价。
    四
    中外史学交汇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从中外史学交流史的全局来看，严格说来，域外史学的输入及其对中国史学发生直接的影响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自五四运动后，国外有两股史学大潮流在中国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回响：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潮流，它的流行归功于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介绍和传播，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一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移入，它的昌盛归功于当时一些留学欧美的学者，如何炳松、胡适等人。这两股史学潮流在二三十年代兴隆，并于日后都有很强势的表现，如前者在五六十年代借苏联史学的输入而尤显张扬，后者在中国新时期更有过一番“急风暴雨”式的引入，至今不衰。
    铜山西崩，洛钟东响。无论是国外引入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还是欧美输入的资产阶级史学理念，它们作为20世纪的一种强势的史学力量，在其外移的过程中，势必要释放与扩展它的影响，如本文所论述的50年代以来大规模输入中国的苏联史学，又如当代中国史学所面临的西方史学的有力冲击等。由之，在我们看来，中国史学之更新，既需要改造传统史学，也需要借助外力，大力引进与输入国外新史学，接受来自域外强势史学的冲击与挑战，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事实上，中国史学的现代化（或近代化）的进程与接受外来史学的挑战是难以分开的。苏联史学输入的例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及八九十年代西方史学输入的例证，都可为之作证。
    但是，历史的经验启示我们，在国外史学输入中国的过程中，决不能舍弃中国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一般说来，国外史学引入中国的程度，是与中国社会与时代的发展不可分的，史学的发展总要受制于历史的发展，受制于特定时代的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这是不言而喻的。这里，在五六十年代苏联史学大规模输入与引进过程中，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教训是，一旦史学家主体意识丢弃或淡化，就必然使我们的历史认识受到制约，并影响到我们对历史客体的认识与评价，最终导致我们的史学工作误入歧途。这种事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研究工作中是不胜枚举的。事实表明，中国史学的发展，“全盘西化”不行，“全盘苏化”（或“全盘俄化”）也不行。这因为，我之所求，未必是人之所予；人之所予，未必是我之所求。不管是苏联史学，还是西方史学，如果脱离了中国史与中国历史学的实践，那它无疑为缘木求鱼，一事无成。对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外力是不可或缺的，但它毕竟还是一种助力，而不可能是一种左右中国史学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总之，我们在引进与输入国外史学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求实态度去观察它、介绍它、评价它，既不要把它们当作某种教条奉若神明，把自己的思想禁锢起来，也不要为了赶时髦，把自己尚未弄明白的域外异说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应出于中国历史学家的主动选择。总之要“外为中用”，为中国新史学的构建作出某种借鉴与贡献。
    珠辉散去归平淡。如前所述，当人们在拨去了附在苏联史学身上的神圣的光环之后，还其原貌，于是我们看到了藉由一种著作、一种理论、一种方法、一种思潮等所体现的某一种历史学学派，其与世界史学园地中的诸多学派一样，也各有特色，互有轩轾，借用德国哲人兼史学家斯宾格勒的话，那就是，世界上的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个性，“正和每一种植物各有不同的花、果、不同的生长与衰落方式是一样的”（注：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9页。）。史学亦然。不过需要补白的是，此处的“平淡”并不是如宋代诗人梅尧臣所主张的“平淡”，“‘平’得常常没有劲，‘淡’得往往没有味”（注：见钱钟书选注《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我们所说的“平淡”，是指的历史学发展行程中的一种常态。同“历史热”一样，“历史学热”也不是一种常态，史学应该复归常态，复归平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