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界通史》
    苏版《世界通史》之植入中国（注：苏版《世界通史》的中译本共13卷，其中1-8卷由三联书店出版、第9-10卷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11-13卷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从1959年出版中文版第1卷开始，直至1990年出版第13卷（故我们称它为多卷本，而不用并不准确的习称“十卷本”），持续了三十余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史的重构亦不绝如缕（注：详见张广智《略论世界史在20世纪的重构》，《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5期。）。在战后史学新潮流的影响下，西方史家出版了一些具有个性特点且视野开阔、卷帙庞大的世界通史著作，苏联多卷本《世界通史》正是筹划与蕴酿于50年代，是战后世界史重构工作中的一种出版物，一种不同于西方史家世界通史观念与体系的作品，一种世界通史编纂的新模式，自然独自形成一种流派，换言之，我们姑且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通史学派，因为苏联史家确是这样认为的，在第1卷“总编辑部的话”开首就声言：“苏联科学院所出版的十卷本‘世界通史’旨在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书籍中阐明人类从远古至现代所走路程的第一部综合性的著作”（注：苏版《世界通史》（中译本）第1卷，《总编辑部的话》，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页。）。
    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世界通史，它与西方学者编纂的世界通史相比，“新”在何处，换言之，它显示出哪些显著的特点呢？粗略看来，可暂列出如下几点：
    1.内容宏富与体大思精的通史之作
    现今我们看到的这部著作的中译本共有13卷，各卷内容可分述如次：第1-2卷，叙述原始公社和世界古代史（至公元4、5世纪）；第3-4卷，叙述世界中世纪史（自5世纪至17世纪中叶）；第5-7卷，叙述世界近代史（自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至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8-10卷，叙述世界现代史（自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11-13卷，叙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70年的世界历史，皇皇13卷，卷秩浩繁，内容丰赡，主要是政治、军事与经济方面的资料更为丰富，也多少兼及思想文化领域方面的资料。因它是动用了苏联学术界的集体力量而且是分工合作的产物，各卷主编及合编者均为这一专业领域颇有造谐的专家，因此全书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我们说一部通史，应体现它的通贯性，即所谓“上下脉络，连贯一体”。苏版《世界通史》达到了这一要求，它从远古（原始社会）写至现当代世界，对自原始社会以来的人类历史作了“全景式的扫描”。前引“总编辑部的话”所云“从远古至现代所走路程的第一部综合性的著作”确非妄语。它的综合性体现在内容的完整性、结构的合理性、体系的严密性方面，说它是第一部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编纂的世界通史，从史学史的角度看也未尝不可。
    2.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编纂理念
    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认识与分析阶级社会历史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一个基本特征。苏版《世界通史》对此是不遗余力地加以贯彻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阶级斗争的历史长卷，一幅革命与战争交织的雄伟场景。但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势必削弱阶级社会中还存在的大量的非阶级性质的历史内容，有可能把原本丰富多彩的历史弄得单一而又乏味。检点起来，苏版《世界通史》确实在这方面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里不再申论。
    3.历史分期法的标准
    苏版《世界通史》采用的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的“四分法”是传统“三分法”的继承，它不过把近代分成二大段（近代与现代，在英语中实为一词Modern）而已。故这种“四分法”的世界通史分期法并无新意，苏版《世界通史》历史分期法的新意在于它在采用传统的沿用已久的历史分期法时，另一方面以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作为历史分期法的标准，尤其突出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在这种转变中的作用，这是明显区别于西方学者的同类作品的，也是它的出新之处。
    但是，现当代历史学的发展，已对传统的历史三分法（或“历史四分法”）发出了有力的挑战，更不必说苏版《世界通史》显示其特色的那个历史分期法了，那个浸润着斯大林主义的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社会主义制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前后相继的公式，不是遭到更强烈的挑战了吗？
    4.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这一特色，在这部通史中自然体现得十分明显，苏版《世界通史》还特为引中国古语“喑鸣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来说明各个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与主动性。这里不再评述了。
    由上可知，这是一部有鲜明特点的通史之作。在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于世界历史的研究方面，平心而论，它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虽然这种编纂新模式在实践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甚至严重的缺陷。
    苏版《世界通史》自50年代末最初问世以来，对我国历史学，尤其是中国的世界史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产生了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迄今还不能说已经消失。
    它的影响明显地表现在历史观念上，尤其是它的世界史观对我国的世界史学者所给予的影响。例如，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问题，亦即社会经济形态前后相承的五阶段更替说；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亦即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和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性力量的观点；关于世界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其中最牵连的是欧洲中心论的观念等等，都因苏版《世界通史》在中国的流传而在我国史学工作者那里得到了深化。可以这样说，这些历史观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或在很长的时间内左右着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对世界历史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