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五种社会形态（或五种生产方式）相继说，带有明显的19世纪西方实证主义哲学的痕迹。斯大林这样认为：“社会历史科学，不管社会生活中的现象怎样复杂，都能成为例如生物学一样的准确科学，能利用社会发展规律来供实际的应用。”（注：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前引书，第13、18页。又见《教程》第150、156页。）于是，世界各民族和各地区历史发展的自然特点不见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也不见了，人类历史变成了从某种先验模式出发而设定的一种固定架构，也就是如斯大林所描述的那样：“原始公社制度恰恰是由奴隶制度所替代，奴隶制度恰巧是由封建制度所替代，封建制度恰巧是由资产阶级制度所替代，而不是由其他某一制度所替代。”（注：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前引书，第13、18页。又见《教程》第150、156页。）
    这种充斥实证主义哲学观念的苏式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显然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真谛，但自它传入中国后，迅速引起了回应。在新中国成立前，斯大林的五个阶段说已初成一种“定律”而不容怀疑；在50年代，有论者已把它绝对化，以至奉为“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称它是“推而放诸四海皆准的”。
    苏联史学所播扬的“五种生产方式说”对中国史学，尤其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中国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全面的，而且至今不灭。本文只约略阐发一二，以见大概。
    影响之一，五种社会形态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
    关于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建国后自郭沫若运用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关于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区别的观点，结合中国文献资料，系统地论证了他所提出的“战国封建说”后，争论不断，诸说纷起。它连同“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等诸说，在那时大多桎梏在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说”的模式下，先验地把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认定为各民族历史所必经的两个阶段，因而在当年，尽管众说纷纭，争论一时也很热烈，但由于没有确定自己的话语系统和主体意识，因而这种争论庶几变成了苏联版的实证主义历史哲学的例证，变成了为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说的注释，理论是预定了的，人们的研究不外是为这种“理论”寻求某些事实，以证明这个“理论”的正确性。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中国古史分期的争论就难以取得更多的进展了。中国新时期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社会形态问题的研究也走上了新路（注：参见《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影响之二，苏联史学关于奴隶制社会发展的两说及其在我国的流传
    苏联史学界在第一次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大讨论中，有一个最显著的成果，那就是得出了奴隶制社会是人类历史的必经阶段，并确立了古代东方奴隶制社会说，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毋容怀疑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真理。在苏联史学界，所谓人类历史必经的奴隶制社会说，按其大的学派而言，又可分为两个阶段说与两种类型说，不管是哪种说法，它传入中国后都激起了中国史学界的重大回响，这是苏联史学中的社会形态理论给予中国史学的更深刻的影响。
    在50年代尤其是它的前半期，在中国学界而主要在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两个阶段说雄霸史坛，俨然成为当时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定见。至60年代前半期，两种类型说已取代了两个阶段说，并在中国世界古代史领域中占据了支配地位（注：参见詹义康《试评奴隶社会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江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
    在中国新时期，不管是两个阶段说还是两种类型说，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中国学者在编纂具有我国学术特色的教材或著作中，锐意进取，力图摆脱在苏联史学界长期流行的陈说，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新的进展。
    三
    本节通过两例个案，以进一步阐发苏联史学对我们的影响。
    （一）《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教程》）
    《教程》自上个世纪30年代末引入中国，它更多地在政治思想领域对我们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此已有过论评（注：参见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第四章第2节：“社会主义范本：《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本文在这里从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角度稍作补白。
    《教程》是以党内路线斗争为纲，并以此贯穿全书，这是编纂者的指导思想；《教程》美化、神化与突出个别领导人，尤其是斯大林，这就歪曲了联共（布）历史发展的进程，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些对我们许多的党史教材产生了消极影响。
    从史学方法论的视角而言，《教程》以论代史，用史实为政治作诠释，它不是一本科学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在编纂的具体方法上，《教程》采用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两分法。《教程》文风鲁莽，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是一种“权力话语”。在编写体例上，《教程》那种单一与僵硬的写法也是大可质疑的。
    不过，平心而论，《教程》自输入中国后，也产生过一些积极的影响，无论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事实上，《教程》中的真理与谬误常常混杂在一起，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求实态度加以分辨，作出科学的分析，而不能把它说得全无是处。
    消磨绚烂归平淡，《教程》自传入中国迄今已有60多年了。当人们拨去附在它身上的“百科全书”、“百年终结”之类的光环后，我们就能以平常的心态来考察它的种种影响，并对它作出正确的评价，这也是中国史学工作者的一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