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的客观性与女性主体意识
    传统实证史学的前提正是历史的客观性，史家也无不以忠于客观史实为目标；而妇女 史则强调女性的主体意识与女性视角，尤其重视女性个人或集体的生活体验与感受。那 么，历史是否还有客观性呢？西方女性主义观点认为，“所谓客观资料与普遍定律，皆 是特定社会性别、阶级、文化、历史与权力体制下所建构的阅读与话语”（注：周华山 ：《女性主义田野研究的方法学反思》，《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5期。），换言之，即 并无纯客观的资料与结论。一些妇女史学者也主张历史本无客观性和所谓真实性，认为 历史本来就不是被“发现”的“事实”与“真相”，而是历史学家“建构”的对于过去 的叙述方式（注：克莱尔·莫赛斯：《名字之中有什么？关于女权主义历史的书写》，载 杜芳琴主编：《引入社会性别：史学发展新趋势--“历史学与社会性别”读书研讨班 专辑》，天津，2000年打印稿，第92页；并参见蔡一平等主编：《赋历史研究以社会性 别--妇女史学科建设首届读书研讨班专辑》，天津，1999年打印稿，第139页。），或 者说任何历史记载与撰述都是史家主观意识的产物。以往的历史是从男性视角观察和撰 写的历史，是男性主体意识的产物；妇女史则应反其道而行之，即从女性立场、视角和 以女性意识观察和撰写历史。同时还尖锐地批判对于“客观性”与“科学性”的迷信， 提出妇女史应该反对“中立”，反对“伪客观”。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成份 ，因为任何历史撰述都肯定包含作者个人的观点、感情与评判，后现代主义对于研究者 本身的阶级、种族、宗教、民族等立场、背景及由此产生的偏见等所持注意、剖析态度 是可取的；但是似乎也存在偏激之处，即过分强调了文本制造者的主观意识，完全不承 认有任何客观存在。笔者觉得，历史记载中总有一些事实应该是客观存在的、真实的， 关键在于如何发现、认识和阐释它们。如果全然不承认历史有任何客观性、真实性，则 不仅两性可以按照各自的性别立场与视角写出两部截然不同的历史，任何群体或个人都 可以依照自己的主观意识随意书写历史。如此，则历史的撰写与研究便成为一件随心所 欲的事，人们不必再去苦苦探究所谓史实，只要依凭自己的主观意识想像即可，这样势 必导致历史可以任意制造、杜撰。目前，笔者尚不能完全认同这种观点，认为历史还是 具有一定的客观性、真实性，并企盼历史的撰写、研究者尊重客观史实。但是，这样就 面临着一个问题：是否有两性都认同的“客观性”与“真实性”？从女性立场、视角、 主体意识出发，得出的结论是否具有“客观性”与“真实性”？如何协调二者，既尊重 历史的客观性，又体现出女性的立场与意识？我想这可能是妇女史学科首先面对和必须 探讨的问题。
    2.解构、疑古与信古
    与以上问题相联系的便是如何对待传统史载问题。引进“解构”这一后现代学派用语 ，与“疑古”这一传统史学用语并列，或许不伦，笔者只是从某一角度即文本解读方面 取其些许相通之处：它们都对现有史载文本表示怀疑甚至进行颠覆，并致力于解读与解 剖，试图发现文本背后隐藏的背景与密码。如何对待汗牛充栋的中国传统史载，是妇女 史研究从一开始便面对的问题。因为妇女史不可能凭空编造，不能不取用现有的史载并 建基于其上。而正如上文所述，虽有客观存在的史实，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没有完 全“客观”的历史记载，任何史载都是“记忆”与阐释，都加入了记录者的思想判断， 都可以说是史家的“建构”。妇女史面对的几乎全部是由男性书写、记录的史载，也就 是说都是男性的记忆与阐释。那么，从女性视角与女性主体意识出发，应该如何对待这 些史载，是信是疑，信多少疑多少，信什么疑什么，如何解读并发现背后隐藏的性别密 码，如何既发现、尊重史实又从中剔除男性的偏见，这几乎是妇女史学科建立要解决的 基本问题。全部摒弃传统男性史载既不可能，那么把握好疑与信的“度”，把握好解读 方法，既批判又利用好传统史载资源就成为妇女史研究者首先要探索、掌握的基本功。
    3.共性、整体性与个性、个体差异
    应该说，妇女史建立的前提就是妇女是个“共同体”，有着群体共性与整体性，否则 ，作为社会群体史的妇女史便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这是就学科建立的理论基础而言。而 从妇女史的学科发展史又可以看到，出自为妇女向男权社会争取权利的出发点，无论是 西方还是中国早期的妇女史研究都以妇女群体的共性作为立论的基点，强调妇女共同受 压迫和共同的利益，故对于“妇女”这个性别群体多笼统论之。新时期的妇女史兴起之 初也顺理成章地以妇女群体的共性为研究基础，动辄称“妇女”如何如何。随着妇女史 学科的世界性发展，尤其是第三世界妇女史研究的崛起，人们开始注意到妇女群体的差 异性，而且发现这种差异之大，绝不亚于其共同性。有的学者提出：“同一社会性别内 的差异，往往比不同社会性别之间的平均差异大。”（注：转引自周颜玲：《有关妇女 、性和社会性别的话语》，王政等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第383页。）有的学者则断言个体之间的差异要远远大于两性之间的差异，并据此提出反 对把妇女作为受压迫的性别群体笼统看待。事实确实如此，各个种族、民族、阶级、地 域、时代、宗教的妇女以及每个个体之间都存在着极大差异，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了妇女 生存状态的多元化与妇女史的多姿多彩。笔者也早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就此写过文章 。目前，强调妇女群体的差异性，注重个体、个案、个人经验已成为一种研究趋势，这 正是妇女史走向深入的表现。但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个体差异如此之大，甚至大 于两性之间的差异，那么，妇女这一性别群体，除了生理构造之外，就其社会性而言， 是否还具有共同性？或者说整体性？对此，笔者认为，妇女史应该注重个性与个体差异， 但同时也应该承认妇女作为一个社会性别群体还是具有一定的共同性、整体性的。如果 没有这些，这一社会性别群体史也就不成立了。除了整个群体的共性外，各个种族、民 族、地域、时代、阶级、阶层、宗教的妇女群体相对于其他，应该也有其程度不同的共 性。这种相对的共性也是可以总结探讨的。注重个案研究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不能走向 只承认个性、个体差异，不承认整个妇女群体或某个民族、阶层、时空等的妇女群体具 有一定共性、整体性，从而将妇女群体全部分解为一个个个体，完全以一个个女人史替 代作为社会群体的妇女史，造成妇女史的“碎化”。应该说，妇女史可以是个人史，但 同样也可以是社会群体史，不能否定后者存在的合理性。尤其在妇女史刚刚起步之时， 这一点似更应该引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