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们不做或者反对所谓普及那一行中的工作。”[2]这是针对他的同事顾颉刚而发。史语所筹备时有筹备员三人：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三人都是北大的同学。但在围绕办所方向时，傅与顾意见歧异。“傅氏在欧洲七年，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争胜，故其旨在提高。”而顾“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可成，必先培育一批人，积叠无数材料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借。”（注：参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页；顾潮《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两人在办所方针上产生分歧，这一段文字正是傅斯年重申自己的主张。不过，从史语所后来发展的状况看，实际上也吸收了顾颉刚的意见，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第一期》和史语所注重对青年学者的吸收、培养等工作中，反映出傅斯年对这一意见的某些修正。
    在《旨趣》结尾，傅斯年响亮地喊出了三句口号：“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2]这三句口号中的前两句实际上是为新成立的史语所立定戒规，即傅斯年所期望的历史学研究，既与传统的也是在现实生活中仍极有影响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当成说教工具的倾向有别，也与正在兴起的以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的历史学异途（这里傅斯年隐含着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区隔的寓意），而第三句则是傅斯年蕴积多年的心声，也是当时许多受过中西教育、有抱负的中国学者的共同愿望（注：参见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收入中研院史语所《傅所长纪念特刊》，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51年版，第12页；陈寅恪《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1929年5月），收入《陈寅恪集·诗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9页。）。从这三句口号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傅斯年办所的宗旨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科学的历史学、语言学，将这一领域的话语权力重新从西方汉学家那里夺回来。正因为如此，当他否定了国学、国故、国粹这类名词时，当他否定了借历史研究表现伦理判断和道德情感的传统做法时，他却张扬了另一种民族主义倾向，这就是以科学为本位的民族主义。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文化民族主义。故看似处于两极中的思想，即一极是反对“国粹”、“国故”的说法，一极是张扬鲜明的民族主义思想，在这里得到了新的高度统一。这构成傅斯年富有特色的学术思想。
    二
    《旨趣》一文将中国历史学研究作为一门具有科学意义的学科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在古代中国，历史学家的研究活动或为“私坊”，是一种相对“孤立的制作”；或为“官修”，反映的是朝廷的意志。20世纪以后，各种民间的、大学的学术机构应运而生，如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但它们的研究规模往往受到经费、图书设备、人力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学术资源得不到理想的整合。《旨趣》认识到“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只有在“集众”的研究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才能形成“有规模的研究”，才“不会流成‘官书’的无聊”[2]。这是寻求历史学研究真正科学化管理的开始。
    《旨趣》虽在字面上只提到“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以示与清代朴学的继承关系，但就其所表述内容而言，处处显示了域外学术（特别是德国学术）的影响。历史语言“同列合称”，这是“根据德国洪保尔德一派学者的理论，经过详细的考虑而决定的”[8]（P1）。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强调其“史料学”的性质，强调它对客观性的探求，强调它与自然科学的相通一面，这明显有着兰克学派的影响（注：有关兰克学派史学倾向的研究，参见[美]J·W·汤普森著，孙秉莹、谢德风译《历史著作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下卷第三分册，第228-279页；下卷第四分册，第602、608页。）。德国史学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梁启超、黄节、陶成章、刘师培被其影响（注：有关德国民族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影响，参见鲍绍霖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54页。），傅斯年的民族主义倾向，虽有“国粹”学派的遗传，但德国民族主义史学的影响应是其主要来源。赴欧留学以前，傅斯年不仅“绝不主张国家主义”，且对“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一说“不赞一词”（注：参见傅斯年《中国狗和中国人》，原载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第6卷第6号。该文收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9页。）。
    作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指南，《旨趣》一文并没有讨论时人感兴趣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在当时的语境中，标榜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成为学界清流的时尚。胡适此时正与国民党当局展开人权论战，批评国民党的政策与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背道而驰。陈寅恪也借作《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力挺王国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要求“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表现了对现实政治约束（即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和党化教育）的强烈不满（注：参见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收入《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6页。此处的“俗谛”指三民主义，参见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收入《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63页。）；而在王国维弃世时，他视王氏为“文化神州”，为中华文化“所化之人”，极力推崇他“一死从容殉大伦”那一面（注：参见陈寅恪《挽王静安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收入《陈寅恪集·诗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12-17页。），突出了他与王国维共同的中国文化情怀。傅斯年在史语所几乎绝口不谈政治，据李济回忆：“他知道我们这些人不懂政治，他也从来不跟我们谈政治。”[9]他在《旨趣》中强调的主要是历史学科学化基础上的民族主义，因此这篇《旨趣》即可视为他治所工作之方针，也实为向西方汉学挑战的宣言书。作为国家的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傅斯年明确将史语所定位为一个纯粹的学术机关，而不希望其它因素浸染其间，故史语所在他领导的20余年间，只有浓厚的学术气氛，所里同人除了专注于学术，基本上没有参与其它政治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