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他再次述及史料与史学的关系，并提到德国兰克、莫母森这些主张客观史学的大家的名字。“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兰克）、莫母森之著史立点。史学可为绝对客观者乎？此问题今姑不置答，然史料中可得之客观知识多矣。”（注：傅斯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原载1945年11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二种《史料与史学》。参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35页。）再次表明自己不可更改的“史学即史料学”的观点（注：有关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参见李泉《傅斯年与中国近代实证史学》，载1996年11月《台大历史学报》第20期，第35-56页。）。
    三
    傅斯年不仅具有明确的史学思想，而且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对此，李济曾有一段深情的回忆：
    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大本营在中国建筑“科学的东方学正统”，这一号召是具有高度的鼓舞性的；举起这面大旗领首向前进的第一人，是年富力强的傅斯年；那时他的年龄恰过三十不久，意气丰盛，精神饱满，浑身都是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柢，对于欧洲近代发展的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以及科学史都有彻底的认识，他是这一运动理想的领导人。他唤醒了中国学者最高的民族意识，在很短的时间内聚集了不少的能运用现代学术工具的中年及少年学者。[11]（P12-13）
    的确，在史语所筹备之初，傅斯年就全力以赴投入这项名山事业。在人员筹组上，因史语所初设广州，傅斯年考虑到集中各地人材之不易，故分特约、兼任、专任三类研究员（注：参见《致蔡元培、杨杏佛》，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8-69页。又参见《中研院史语所七十年大事记（1928-1998）》，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98年10月初版，第2页。这两处所述特任、专任、兼任名单不一，大概前一份系傅斯年提出的建议名单，后有所扩充和更改。），并分八组：史料学、汉语组（包括方言调查、各方言之单研究、韵书研究）、文籍考订、民间文艺、考古、汉字、人类学及民族学、敦煌材料。1929年5月史语所迁往北平，落住于北海静心斋，将八组改为历史、语言、考古三组，分别请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为三组主任（注：史语所筹备之初，筹备员为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三人，全为北大同学。迁往北平时，史语所机构设置改组后，所用三组主任全来自清华国学研究院，反映了傅斯年人际关系和学术理念的微妙变化。）。为了落实对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三人的聘任，傅斯年除与他们个人进行联络外，还与清华校方联系（注：参见《致陈寅恪》（1928年9月），收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1-72页；《致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1929年10月6日），收入《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81-82页。）。史语所能够集中当时的一批名家，并精选一批有发展前途的年青学者，与傅斯年的个人努力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研究规划上，傅斯年既定史语所以求“直接材料”为目标，故其将研究规划的重心放在考古、搜集档案、田野调查、方言调查这一类的工作上，在很短时间内就“为第一组找到了内阁大库的档案，指定了汉简与敦煌材料的范围；为第三组划定了安阳与洛阳的调查”[11]（P14）。其中在大内档案的搜集和整理、安阳殷墟的挖掘这两项工作上，他可谓周密策划，极尽心思，保证了这两项工作的进展，最终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傅斯年在领导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受到了参与这些工作的所内同人的称道（注：有关安阳殷墟挖掘的具体工作权威描述，详见董作宾《甲骨学六十年》中“二、殷代文化宝库的开发”、“四、后期研究的进展”二节，收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184、200-259页。李济《安阳》第四、五、六章，收入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安阳》，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8-128页。有关大内档案的整理工作，详见徐中舒《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原载《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徐中舒《再述内阁大库存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原载1932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徐中舒两文均收入《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94-377页。李光涛《明清档案》，收入《傅所长纪念特刊》，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51年3月版，第21-25页。王戎笙《傅斯年与明清档案》，载1996年11月《台大历史学报》第20期，第23-34页。）。而第二组（语言组）“自史言所创设之始，即毅然地摆脱了章炳麟的权威，而得到赵元任先生的合作，以百分之百的现代科学工具，复兴中国的语言学。自民国十七年起，直至七七事变的一年，复兴的中国语言学的进步，是一线直上的。在这一时代，史言所的第二组建设了一个正确的研究标准，提出了并解决了若干中国语言学的基本问题，完成了不少的方言调查，同时并造就了不少的青年语言学家。南京北极阁语音实验室的建设工作，在那时是一件国际注意的科学事业，所呈献的急追猛进的阵营，曾使坐第一把交椅的欧洲中国语言学家，瑞典高本汉教授为之咋舌。这固然完全由于第二组同仁的共同努力，孟真先生的支付，实是这一灿烂运动的原动力”[11]（P16）。可以说，史语所的语言学研究工作走出一条与章太炎派传统的语言学研究相别而与西方语言学研究接轨的路子，也是与傅斯年在《旨趣》所发出的号召和其后的鼓励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