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旨趣》为约规的史语所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有人谓史语所为一学派，这样的归纳有门户壁垒之嫌。不过，史语所自成一格的特征是明显的，所里同人表达了对《旨趣》一文的高度认同。在处理史料上，他们本着“有一分材料出一分货”的要求，其研究注重挖掘新史料，利用新材料，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研究成果，这就保证了学术研究的实证性。在研究技法上，他们往往是小题大做，做绣花针的功夫，从不做那些大而不当的研究，这就保证了学术研究的严密性。在研究态度上，他们既不像某些旧文人士子，把历史研究看作是维护“仁义礼智”的伦理判断，也不像某些新派学人把历史研究变成一种政治宣传活动，历史判断从属于其政治抉择。他们所取的只是一种纯然客观的学术态度。在研究风气上，他们提倡一种严格、细致的科学精神，史语所《集刊》、《专刊》所发表的作品没有一篇不是精心制作、严格编审（注：有关中研院史语所所内各刊的创办与发展，及其傅斯年与它们的关系，参看逯耀东《傅斯年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载，1996年11月《台大历史学报》，第20期，第57-88页。）。傅斯年本人亦为这种精神的典范。他在德国留学，对德国人那种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体会甚深，李济说他的品德中有“高度的责任心”、“极端的认真”[12]（P133-134），即是德国人这种不苟且的精神的体现，史语所同人受这种风气的熏陶，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傅斯年领导史语所的23年间，史语所同人大规模地发掘安阳殷墟、整理明清档案、开展方言调查，产生了像陈寅恪、赵元任、董作宾、李济、李方桂等一批国际知名学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研究成就。“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集刊》和《专刊》，得到国际学术界很高的重视，这研究所的本身也取得了国际学术界很高的地位。这自然是经由许多学者协力造成的，可是孟真领导的力量是不可磨灭的。”（注：参见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原载1950年12月31日台北《中央日报》。该文收入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傅斯年本人虽没有留下煌煌巨制，但史语所本身就是他精心雕塑的一部学术精品，这样说并不为过。1951年董作宾先生在总结史语所前此的学术成就时说：“现在结算一下史语所二十三年的总成绩，可以说有赢余也有外欠。这笔账看去似乎是许多人的，事实上，是应该全记在孟真先生的名下。”（注：参见董作宾《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原载1951年1月台北《大陆杂志》第2卷第1期。该文又收入《傅故校长哀挽录》，台北：台湾大学1951年6月出版，第64-69页。另外，参见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收入《感旧录》第72-88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72-88页，该文对傅斯年领导史语所的工作亦有详细评述。）表达的也是这样一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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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李济。值得青年们效法的傅孟真先生[A].王为松。傅斯年印象[C].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