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论述当代西方人文学术思潮的变化，是想为当代西方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学术 背景。因为当代西方历史学的发展是与西方人文学术思潮的变化分不开的。为了更准确 、清晰地了解和把握西方史学的发展脉胳及其变化的性质，就必须把它放到其发展所 处的整个学术大语境之下进行考察，必须对西方人文学术思潮，特别是哲学和历史哲学 的变化进行必要的探讨。
    一、西方哲学的转变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近十多年来，由于接触西方学术的机会多了，我们越来越 感觉到，不仅在历史学领域，而且在整个人文学术领域，乃至其他如建筑、艺术等领域 ，西方的变化是惊人的。许多新的名词术语、理论公式，层出不穷，扑面而来，与过去 习惯的、熟悉的很不一样。对这种现象自然不能再采取像过去那样一概简单批判排斥的 态度，而是应该潜下心来认真地加以研究。
    在西方人文学术思潮中，应该主要关注哲学。虽然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 orty）认为，哲学在启蒙运动后取代神学成为“文化之王”的地位在他所谓的“后哲学 文化”中已消失，而只能成为文化的一个部门①（注：参见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 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但这只是他的一家之言。作为在理论层面上对自 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对人文学术思潮（包括历史学）发展的影响是不容 忽视的。
    关于20世纪西方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发展，我们通常运用英国哲学家沃尔什（W.H.Walsh） 的提法，把它说成是从思辩的到分析的（或批判的）的转变。简言之，思辩派的研究重点 是解释历史事实的性质，“试图在一大堆貌似杂乱无章的历史事实背后，寻求出理性的 原则，规律或意义来”，分析派则着重“解释历史知识的性质”②（注：参见何兆武、 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这 种说法虽然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西方哲学在20世纪的发展，但并没有涉及更根本、更重要 的特征，从而也就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从众多对20世纪西方哲学的分析中，笔者比较倾向于张世英教授的说法。他在《进入 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③（注：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 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一书中对西方哲学发展提出的分析，似乎更能说明西方哲学变 化的实质，把问题说得更为清楚。下面，主要根据张世英的看法，结合笔者的理解，对 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作些分析。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不得不多引证一些张世英的原文 。
    张世英的主要观点是，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到黑格尔都可归为传统的形而上学，或用德 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说法“在场形而上学”（metaphysis of prcacncc）。这种旧 形而上学“就是要从感性中直接出现的东西按照纵深方向上升到理解中的东西[“逻各 斯”]，以理解中的东西为当前事物的根底。”④（注：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 学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8页。）也就是说，它认识事物的方法是从 感性中的东西到理解中的东西，从表及里，由浅到深。其方向可以概括为“由现象到本 质、由个别到普遍、由差异到同一、由变化到永恒、由具体到抽象……由形而下到形而 上，最终是以形而上的、永恒的、抽象的本质或普遍性、同一性为根底，或者说得简单 一点，是以‘常在’（constant prcscncc，‘永恒的在场’）为根底。”⑤（注：张世英 ：《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8页。）张世英强 调，旧形而上学之所以奉理性、思维至上，是和它以认识同一性（相同性）作为它的最高 任务分不开的。这种旧形而上学表现出它鲜明的抽象性和纯理论性。这也正是它的局限 性的表现。
    张世英认为，现当代西方哲学的人文主义思潮与旧形而上学的相比是一种明显的转向 。这股思潮从尼采开始⑥（注：张世英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是西方旧形而上学现当 代哲学的过渡，参见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1999年 版，第8-11页。），包括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学者。他们不满足于传统西方 哲学的“在场形而上学”，强调“把在场的具体的东西与不在场的然而同样具体的东西 结合为一个无尽整体，认为这才是人们实际生活于其中、实践于其中的活生生的世界” ⑦（注：张世英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是西方旧形而上学现当代哲学的过渡，参见张世 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11-12、14、15 、144页。）。这样，现当代西方哲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潮用现实性取代了旧形而上学的抽 象性，用实践性取代了纯理论性。这就是说，他们不满足于旧形而上学的本体世界，对 抽象的、永恒的本质的追求，而要求回到具体的、变化的现实世界。他们也注重当前在 场的东西，但不主张停留于此，而是更强调构成事物背后的隐蔽方面。与旧形而上学要 求超越当前在场的东西到抽象的永恒的世界不同，他们要求从当前在场的东西超越到其 背后的不在场的东西。这些不在场的东西，并不是抽象的永恒的概念或本质，而同样是 现实的事物，只是不出场或尚未出场而已。张世英把旧形而上学的超越叫作“纵向的超 越”，而把现当代哲学的超越叫作“横向的超越”。因此，20世纪西方哲学的转向被概 括成从“纵向的超越”到“横向的超越”的转向。张世英指出：“哲学在‘横向’转向 以后，它所追求的是隐蔽于在场的当前事物背后的不在场的，然而又是现实的事物，它 要求把在场的东西与不在场的东西、显现的东西与隐蔽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哲学的最高 任务不只是达到同一性或相同性，而是要达到各种不相同的东西相互融合的整体，亦即 达到天地万物之相通、相融。”⑧（注：张世英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是西方旧形而上 学现当代哲学的过渡，参见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第2、11-12、14、15、144页。）
    张世英指出，西方哲学的这种“横向”转向对历史观有重大的影响。下面就结合历史 观，也即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的问题来具体阐述这种转向。按照旧形而上学的看法，当 前在场的事物与隐藏着的昨天的事物和明天的事物是相互对立的，彼此孤立的。“研究 历史就是把古的、过去的东西当作外在的客体、对象来对待，研究的最高目的就是寻找 ‘原本’以恢复过去的原貌。”⑨（注：张世英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是西方旧形而上 学现当代哲学的过渡，参见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第2、11-12、14、15、144页。）至于有关过去的史料（不论是文字的还是实 物），虽然也可以是当前在场的，但它并不是过去的“原本”，更不是过去的原貌，只 是提供历史学家进行抽象，提炼以寻找“原本”的原料。相反，哲学的“横向”转向强 调的是，古与今、过去与未来彼此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通融的。因为，历史的每一瞬 间，既隐藏着（负载着，沉积着）过去，又隐藏着（孕育着，蕴涵着）未来。“今天在场的 事物背后隐藏着昨天的不在场的事物；昨天在场的事物背后隐蔽着尚未出场的后来的事 物。”⑩（注：张世英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是西方旧形而上学现当代哲学的过渡，参 见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11-12、 14、15、144页。）这里，在场的和不在场的关系是“横向”的，并不像旧形而上学强调 的那样，只是由时间流逝决定的“纵向”关系。
    这里反映出认识论（或历史认识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主客体关系问题。旧的形而 上学把主客体的关系割裂开来，看成是彼此外在、相互对立的关系。这就认定，研究历 史只是把历史上的东西看成是外在的客体、对象。它是现成的、固定的、孤立的，从事 研究的人对它的解释与它没有内在关系，解释者不参与历史的东西的运动。
    相反，哲学的“横向”强调的是主客体融合，把过去和现在看成是一体的，既没有孤 立的过去，也没有孤立的现在。这就认为，研究历史的最高兴趣不是只去恢复原本，而 是要“从古往今来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中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11）（注：张世英认 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是西方旧形而上学现当代哲学的过渡，参见张世英：《进入澄明之 境--哲学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11-12、14、15、144页。）。在现 当代西方哲学中，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特别是伽德默尔（Hans Georg Gadame r）在突破西方传统哲学这方面的局限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海德格尔认为，历史的运动和 研究者对它的解释的运动，两者间有着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伽德默尔发展了这一思想 。伽德默尔不仅明确指出，恢复历史原本是不可能的，而且强调可以把过去和现在沟通 和融合起来。这种沟通和融合是在历史的具体现实中实现的。历史研究的最高兴趣就是 这种沟通和融合。现当代西方史学强调，历史研究中应进行今人和古人的对话。主客相 融、古今相通的主张正是这种对话得以展开的理论基础。
    还应指出，“横向”转向前后的西方哲学不仅在研究方向和目标上是不同的，而且在 达到目标的途径上也是不同的。旧的形而上学把认识同一性作为最高任务，把抽象的永 恒的本体世界作为世前事物之底。因此，要达到这一目标，它就不能停留在感性认识， 而必须以思维作为把握事物的途径。这样，它之崇尚理性，思维至上的特征就是由它的 目标决定的。相反，哲学在“横向”转向之后，把最高任务不只限于达到同一性，而是 强调达到各种不同东西相互融合的整体，这就不能只靠思维，而是要靠想像。
    以上，我们简要地概述了张世英教授关于20世纪西方哲学转向的分析。这一分析可以 帮助我们从总体上，从一个更深的层面上了解西方哲学的转变。这对我们了解当代西方 人文学术思潮，包括历史学理论和实践的变化很有帮助。但有两点需要指出。第一，张 世英的分析的优点是，抓住了比较重要的和实质性的问题进行剖析，可以帮助我们从总 体上更深地了解和把握西方哲学转变的特点和性质，从而可以触类旁通地加深对西方人 文学术思潮（包括历史学）当代的变化及有关问题的理解。但可能正由于张世英着重从总 体上分析西方哲学的转向，因而在一些比较具体的局部的问题上还存在着阐释不够清楚 之处。他的著作问世后，国内已有学者提出一些疑问（12）（注：参见梁志学：《读<进>的几点疑惑》，《光明日报》1999年8月27日。）。第二，张世英对战后西 方哲学和人文学术思潮的变化，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影响，没有作专门的论述。 这或许不属于他这部著作所要写作的计划。但西方哲学和人文学术思潮的这些最新的明 显的变化，对研究西方史学理论和研究实践的变化是十分重要的。否则许多问题和现象 依然说不清楚。因而我们在下面试图作些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