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语言学的转向”
    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变化还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对语言发生很大的兴趣。这是一 个重要的变化。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ur）指出：“如果我们企图涉及过去 五六十年间哲学家对语言发生兴趣的研究，就不得不涉及我们时代的几乎全部哲学成果 。因为这种对语言的兴趣，是今日哲学最主要的特征之一。”（13）（注：保罗·利科主 编：《哲学主要趋向》，李幼蒸，徐奕春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37页。）从上述 哲学的“横向”转向的角度看，这种“语言的转向”正是其需要的。按照张世英的看法 ，过去的传统形而上学总是把主体和客体、思想和对象隔裂开来。这种“主体性哲学” 把人看成认识主体，客观世界是被动地等待着人去认识的。也就是以人为主体，人通过 认识以征服客体、征服自然。而“横向”转向以后的哲学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人 正是有了语言才能相互理解、相互沟通和形成共同生活。这样“横向”转向后的哲学也 就转向了同相互理解紧密相联的语言哲学。（14）（注：参见，张世英，前引著作，第16 页。）
    谈到语言哲学，也就谈到“语言的转向”。这里首先要弄清楚其涵义。严格来说，“ 语言的转向”和“语言学的转向”虽有联系，却有区别。这是需要注意的。先说“语言 的转向”。
    “语言的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15）（注：“语言学的转向”，英文也是the l inguistic turn。把它分别译成“语言的转向”和“语言学的转向”是为了表示其区别 。）主要是指哲学研究的方向转向语言逻辑问题。这种转向并不是简单的兴趣转移，而 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19世纪黑格尔唯心主义不满，对思辩哲学构筑宇宙总图景的 宏图大略不满，并力图重建哲学的一种反映。
    “语言的转向”这一术语最早是由早期维也纳学派的英国哲学家伯格曼（Gustay Bergm ann）提出的。他指的主要是分析哲学把它探索方向转向了语言逻辑。伯格曼把这一转向 的意义看作是研究哲学的方法的根本转变，但这是不够的，因此，更能代表和推动“语 言的转向”的是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他的前期著作《逻辑哲学论》对 当代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语言的转向”是由牛津日常语言学派最终完成的。而这 一学派又深受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著作《哲学研究》的影响。可见，维特根斯坦对“语言 的转向”所起的重要作用。
    从维特根斯坦的论述可以看出，“语言的转向”并不只是研究方法的转变，而是哲学 观的根本转变。之前的哲学关注的是认识的内容及其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而之后的哲学 则关心思想与语言表达之间的关系。哲学的任务不再是研究认识与世界的关系，而是探 索我们的语言是否正确表达了认识。也就是说，哲学家要探索的不是如何使认识成为可 能的问题，而是如何使语言表达成为有意义的问题，如何使哲学语言符合逻辑句法和日 常用法的问题。这样，一切哲学问题都成了语言问题，或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全部哲 学就是语言批判”（16）（注：转引自刘放桐等编著《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2版，第395页。）。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因为，当这种哲学 认识论把自己研究的重心由“经验”转向“描述”，由“世界”转向“语言”时，它就 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提出了挑战，甚至加以否定。
    需要指出，完成“语言转向”的，主要是英美的分析哲学，也被称为“语言哲学”（li nguistic philosophy），以区别于过去的“思辩哲学”。自然，“语言的转向”的影响 并不限于英美分析哲学。欧洲大陆的哲学家也同时关注和研究语言问题，如解释学，存 在主义的现象学。这就使得研究语言成为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并形成了一门 新的哲学学科“语言的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这与主要指英美分析哲学的 “语言哲学”是有区别的。（17）（注：参见江怡：《世纪之交的“语言的转向”问题透 视》，载李惠国、黄长著主编：《流变与走向--当代西方学术主流》，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135页。）
    更重要的是，“语言的转向”虽然有很大影响，但它对传统的哲学问题的摒弃，不是 通过分析它们的错误，而是通过逻辑分析，说明这些问题违反了逻辑句法，因而是无意 义的假问题。换言之，这只是简单的摒弃和否定，并没有提出新的认知范型，更没有用 这种新的认知范型对过去的传统哲学问题进行重新的审视和批判。后面这项更重要的工 作是由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语言学的转向”完成的。总的来说，19/20世纪之交的“ 语言的转向”可以看作是整个“语言学的转向”的前一阶段，而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 语言学的转向”才是更重要的，“真正意义上的”（18）（注：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 --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1、70页。）。
    这次“语言学的转向”就是把语言学的理论模式当作一种新的认知范型，并用来对过 去传统的哲学问题和认识进行重新审视。这次“转向”的标志是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结 构主义语言学的兴起。有意思的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虽然兴起于60年代初，但其奠基人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理论成型于20世纪初，与维特根斯坦基本同期。在6 0年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兴起以后，它的概念和理论原则，作为一种新的认知范型和方法 论渗入西方整个人文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语言学的转向”。这里没有必要 来较详细地阐释结构主义语言学，但需要对其中对西方人文思潮日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 响的索绪尔等人的若干思想作个简要的说明。
    简言之，“语言学的转向”首先是使语言学和对与语言有关的种种问题的认识发生了 根本性的转折。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语言观与传统的形而上学认识论有关。后者强 调认知主体在思想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中的决定作用。在这样一种关系中，语言就被作为 一种“再现”的工具，为认知主体再现客体和再现主体的思想。按照这种语言观，没有 语言，不论是客观世界，还是认知主体的主观的意义的世界都无法再现出来。这是一。 其次，关于“意义”，传统的语言观认为，人既然使用语言来表示自己的意思，他就是 “意义”的主宰。人透过语言，就能弄清它背后的意义，因为语言是意义的载体。在语 言符号与语言的意义之间是一种对应的天然的关系。再次，传统的语言观肯定传统意义 上的客观存在和客观历史。这种客观存在的事物有一种内在的、永恒的、抽象的“本质 ”。这一“本质”正是哲学要去寻找，并通过语言“再现”出来的。
    结构主义语言学颠覆了这些传统的观点。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由两部分组成：物质 部分，指口语中的声音和笔语中的书面记号，他称之为“能指”；观念部分，指发音或 书写时，语言使用者头脑中对某个声音记号或书面记号所表示的物的观念，他称之为“ 所指”。更重要的是，他强调，“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是随意的，人为的，而 语言意义则由语言符号之间的差异所决定。这就与传统形而上学的语言观完全不同了。 它不把事物的“意义”看成是事物所固有的，不把语言符号看作是实在意义的替代物。 语言的意义被说成是由语言符号的差异（概指“能指”的差异，也指“所指”的差异）决 定的。这样，意义只有依靠“阐释”才能获得，而阐释总是多样的，因而意义也会是多 种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进而，事物存在一种内在的、永恒的、抽象的“本质”的传 统看法也被推倒，而只强调存在一种在特定历史框架中的建构。
    如果说索绪尔主要关心和论述的还只是语言学的问题，那么当他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被 当作一种新的认知范型去重新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并对原有的认识和认知范型加以重新 整合时，它对整个人文思潮的影响就是极其巨大的。当然，这里有西方许多当代学者、 思想家对索绪尔语言学的发展和引申。如利奥塔的“叙述危机论”，认为“宏大叙述” 已分裂成无数的各式各样的“小叙述”；罗蒂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把语言看作是反映自 然的一面镜子，现在这面镜子已经彻底破碎了；德里达创造的“延异”（differance）概 念，等等。
    总之，“语言学的转向”不只是语言学本身的转向，而是涉及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 的学术转向。“话语意识”的明显增加，对语言的自觉和重视，都是其标志，这里还包 括“认知范型的更迭，视角的转换，对于各种已知的再思索”，以及“新的跨学科的综 合，边缘学科的开拓和新学科的建构”（19）（注：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 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1、70页。）。这个转向常被看成就是后 现代的到来，至少在时间上它们是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