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各国学者，包括历史学家，对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反响是不一样的。其中，有两种 极端的反响：一是完全赞同，甚至声称“语言之外的现实并不存在”；另一是完全否定 这种新倾向，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以来，寻求妥协的声音越来越多。这种介于两种极 端之间的所谓“中间立场”得到不少历史学家的青睐，从者逐渐增多。不少学者认为， 后现代主义以及它对历史学的挑战，虽然有其极端化表现的一面，但它的出现和产生影 响并不完全是偶然的；它所提出的和涉及的许多问题，也是值得重视的。拿它对历史学 的挑战来说，并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飞来横祸”。
    美国历史学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就曾明确表示，他持的是“中间”立场。他说：“ 我认为我个人的立场可能介于后现代主义者和相对而言较为保守的立场之间。”（25）（ 注：《伊格尔斯访谈录》，引自台北《当代》第163期（复刊第45期），2001年3月，第14 页。原载埃娃·多曼斯卡：《冲突：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Ewa Domanska,Enco unters: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Viginia,1998）。）还说““我认为在兰克的信仰客观性和怀特 的相对主义之间，有可能开辟出一条中间路线。”（26）（注：《伊格尔斯访谈录》，引 自台北《当代》第163期（复刊第45期），2001年3月，第17页。原载埃娃·多曼斯卡：《 冲突：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Ewa Domanska,Encounters:Philosophy of Histo ry after Postmodernism,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Vigini a,1998）。）所谓“中间”立场，指既不同于科学客观主义的立场，又区别于极端语言学 的立场。它对后现代主义往往采取既有肯定又有否定的批判态度。伊格尔斯对后现代主 义就作了这样的分析。他指出，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包含有不少重要的，有价值的观点 。它说明，单一的历史是站不住脚的；历史不仅有连续性，而且有断裂。它指出，意识 形态已经渗入到职业历史学的主导话语中。它还对职业历史学的专家权威性语言提出挑 战。但另一方面，它在拨掉脏水时把小孩也倒掉了。它否定任何理性的历史话语的可能 性；质疑关于历史真理的概念。这样，它不仅抹杀了横在历史话语（它总带有虚构的成 分）和小说（它在多数情况下谋求解释现实）之间的变动的边界，而且抹杀了横在诚实的 学术和宣传之间的边界（27）（注：参见伊格尔斯：《20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客观性 到后现代主义的挑战》（Georg G.Iggers,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Wesleyan UniversityPress,1997），第13页。）。
    对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批评是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实在”（现实）的存在。海登·怀特的 立场就被批评为“语言决定论”。这种立场使他只能看到他的语言允许他加以概念化的 东西。他把历史归结为文本，只在文本的层面上讨论历史，而把实在发生的事件放逐了 。后现代主义这种否定事件，把历史只等同于文本的说法，在讨论和解释历史上的人类 灾难时，其矛盾就会暴露出来。伊格尔斯，作为一个11岁时由于德国纳粹迫害而随家迁 往美国的难童，很懂得“大屠杀”（Holocaust）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历史事件。他指 出，近年关于“大屠杀”历史事件的讨论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表现得更明显。海登·怀 特也承认，从道德的观点看，否定“大屠杀”的现实是不能接受的，尽管在历史叙述中 不可能客观地确定发生的事（28）（注：参见伊格尔斯：《20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客 观性到后现代主义的挑战》（Georg G.Iggers,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 ury.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Wesleyan Univers ity Press,1997），第13页。）。
    的确，法西斯纳粹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犹太人，日本军国主义 侵略军仅在南京就屠杀了30万无辜的中国同胞。这样的血淋淋的事实难道仅仅是文本吗 ?日本右翼分子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企图改写历史文本。他们的罪恶意图正好说明， 仅仅把历史归结为文本，不看历史事实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总起来说，“语言学的转向”和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对历史学的理论研究是有启示的。7 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哲学中的新思潮喷涌而出，其探索的中心转向新的领域：对历史 文本的话语结构分析。这种转向是由于历史著述的语言及其结构，历史叙述的修辞特征 ，本来就是反映历史学特征的认识形式，是过去被忽视的历史学的更深层次。如果说， 过去历史哲学探讨的主要是历史学家能够认识什么和怎样认识的问题，那么对认识过程 中的或认识到的东西如何表述出来却缺乏研究，而这两者是不可分的。现在的转向是把 重点转到历史学家表述了什么和怎样表述的问题。历史写作的性质和形式、文本语言、 语境等，这些再现历史的形式不再被看作仅仅是一种解释的形式，而是本身也具有意义 。
    此外，后现代主义接触到的是历史学和历史认识中的根本难题。如历史构建的可靠性 和限度，历史解释的性质，历史叙述和文学话语的作用和关系，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 关系，文本和语言等等。对这些认识论难题，新史学家早已意识到，并展开了持续的讨 论。关于历史学科结构调整的必要性，也早在“语言学的转向”提出之前就已认识到了 。相继出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及其互相渗透反映了这种调整。此外，自70年代末80年代 初以来，西方新史学的变化，如社会结构研究向社会文化研究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 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语言学方法的广泛运用，研究兴趣向微观史学的倾斜，从超 个人的结构转向个人，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新史学家对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的探索和 思考。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它把历史认识中的难题以十分尖锐 的方式提了出来。可以想见，这必然会使历史学家更积极地为探讨这些难题，在史学理 论领域和历史研究实践中做出更多的努力和新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