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封建时代既是西欧基督教“经学传统”日益积淀与流播的时代，也是这一传统逐渐僵 化与封闭的时代。进入中世纪后，随着基督教与新兴蛮族封建王权政治联盟的形成，基 督教教会得到了世俗王权庇护与封赐而日益封建化，不仅成为西欧最大的封建主，而且 取得了对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的绝对支配地位。与此相应，作为基督教原典的《圣经》也 就获得了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在教会看来，《圣经》是人类过去与现在同“上帝”订 立的契约，是“上帝”、“神灵”的启示，是不可怀疑的信仰准则，也是真理的源泉， 甚至具有法律效力，《圣经》的解释权只属于教会。由此，“圣经学”逐渐兴起，成为 封建西欧学术文化领域中的“显学”。早在中古之初，西欧的神学家为了充分发挥《圣 经》的学术指导作用与伦理教化功能，就十分注重对《圣经》版本的重新校订。当时由 于“蛮族”征服罗马帝国所引起的社会大震荡对学术文化与宗教信仰的冲击，《圣经》 文本常常遭到篡改与切割，拉丁教父所奠立的“经学传统”濒于断裂。直到8世纪后期 法兰克王国的君主查理曼即位后，《圣经》文本的杂芜与混乱还十分严重，当时的一位 学者撒谬尔·伯格对此曾指出：
    优秀的文本与低劣的文本可悲地混杂在一块儿，有时同一书的两种译本并排放在一起 ，更老的版本居然与拉丁文《圣经》的惟一公认本混淆到区别不开的程度，每一部手稿 中抄录的《圣经》顺序都不一样。[2]（P59）
    为了统一基督教的神学信仰，发展学术文化，查理曼委托当时欧洲最著名的神学家阿 尔昆对《圣经》进行重新校订。阿尔昆组织人搜集不同《圣经》版本的手稿，然后以圣 ·哲罗姆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为参照依据，从章节顺序、经文乃至标点上都进行认 真的校勘、辨误与订正[3]（P158-159）。从公元797年起，经过三年多的劳作，终于编定 出一部权威的《圣经》版本。这是对圣·哲罗姆文本的精致重建，也是“加洛林文艺复 兴”的重要成果，它有力地促进了“经学传统”的复苏与中古神学文化的发展。阿尔昆 等人的“经学”活动，应被视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发端。不过，后来的经院哲学家却违 背了阿尔昆等人的求实求真的学术精神，不仅将“经学”重新纳入拉丁教父之“经学传 统”的框架之中，而且进一步将之引入教条化的轨道。
    查理曼帝国瓦解后，西欧陷入封建割据的局面，罗马教廷的神权日益凸现，但教皇仅 在名义上是西欧基督教的最高精神领袖，并未实际掌握对各国教务的支配大权。各国教 会的封建化与世俗化所导致的高级教职由俗权任免、教务由俗权控制的情况依然存在。 自11世纪中期开始，随着封建经济的复苏与城市商品经济的出现，英、法与德意志的封 建王权逐渐崛起，进一步加强了对本国教会的束缚。而一些城市自治运动的勃兴，也对 当地教会的神权政治势力予以了有力的冲击。为有效地控制各国教会，在整个西欧真正 建立起大一统的最高神权权威，罗马教廷利用克吕尼宗教改革运动的风潮，开始与世俗 王权争夺教职叙任权和教会司法权，其神权也随之急剧膨胀起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 境中，基督教的经院哲学发展起来。
    经院哲学家以当时兴起的大学为基地，以《圣经》为学术根底，从阿拉伯人阿维森纳 、阿威洛依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学著作中，吸取了有关哲学本体论与方法论 的营养，来构建系统化与理论化的基督教神学。经院哲学的兴起，导致《圣经》注疏活 动的展开。当时学者比较重视的《圣经》注释本有两部，其一《普通注疏集》，一般认 为是9世纪上半叶由神学家斯特拉波依据古代拉丁教父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著述编成， 其继承了哲罗姆与奥古斯丁的主观体悟法来解释《圣经》文句的内涵，权威性很高，曾 经被神学大师阿奎那在其著作中反复引用。另一部则是12世纪由著名的经院哲学家安瑟 伦所编撰的《行间注疏集》，其仍然沿袭拉丁教父解释方法。到了13世纪，还出现了《 圣经词语索引》，以作为人们学习与研究《圣经》的参考。
    罗马“拉丁教父”的“经学”学风，被经院哲学家视为圭臬。经院学者对《圣经》的 解释，其意旨也是要证明“上帝”及其一切“神灵”事物的存在与权威，其解释的程序 大体有四个层次：字义、寓言、隐喻、神秘解释。字义保存着事实的记录，后三者则完 全不同，寓言启导人们应该相信什么，隐喻告诉人们该做什么，神秘解释则给人以盼望 。不过，与拉丁教父不同的是，经院哲学家一般都首先从《圣经》与拉丁教父的著作中 引经据典，并力图通过严格的概念界定与逻辑推理来证明其所要探寻的真谛。这样的“ 真谛”表面上看多聚焦在对“上帝”的存在作一“宇宙本体”的论证，但实际上是为罗 马教廷的大一统神权与封建统治秩序提供哲学上的理论依据，托马·阿奎那所证明的“ 宇宙等级秩序”论就是一个典型。经院哲学的主观臆断和烦琐论证，最终让《圣经》成 了玄虚的哲学命题与空洞的哲理思辨的注脚，使得这一基督教原典逐渐丧失了它在宗教 信仰与伦理上所蕴含的本义及其应有的文化原创性活力。
    经院哲学家的“经学”活动受到了罗马教廷的大力支助，它以惟我是真、惟我独尊的 气势，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文化专制主义的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由此，拉丁教父与经 院哲学家的有关解释与注疏《圣经》的著作，教会重要会议的许多规定和决议，罗马教 皇发布的教谕与教令也都成为绝对正确的真理。所有这些文件，再加上神职人员通过布 道书、口头传教等方式所传播的东西，被称之为“圣传”。教会强调，只有通过圣传， 才能正确地理解《圣经》。换言之，人们只能从《圣经》中获得与理解那些教会所传播 与作出解释、判断的内容。任何违背原则而自主地翻译与解释《圣经》都将被视为异端 而要受到惩罚。在“经学”热中兴起的经院哲学，最终将西欧基督教的“经学传统”推 上了学阀化与官方化的学术轨道，使之成为罗马教廷神权统治的精神支柱。
    经院哲学所阐扬的“经学传统”尽管受到罗马教廷神权的呵护，但在当时仍然受到市 民、平民的异端理论的怀疑与挑战。在12世纪后期法国南部爆发的阿尔比“异端”运动 中，市民“异端”者的首领华尔多就组织人将正统的拉丁文本《圣经》弃而不用，代之 以翻译成为法国南部土鲁斯方言的《圣经》。13世纪后期，著名的“唯名”论者英国的 罗吉尔·培根在《哲学研究纲要》一书中，大胆抨击教会僧侣的愚昧无知与经院哲学空 洞繁琐的形而上学方法，认为神学研究也需要科学依据，提出研究《圣经》要以原本经 文结合历史、地理、天文、历法等方面的知识进行探讨。到了14世纪中期，英国的市民 “异端”思想家威克里夫在鼓吹建立英吉利民族教会时，力图打破罗马教会对《圣经》 版本与解释的垄断权。他将《圣经》由拉丁文译成英文，声称《圣经》是信仰的惟一权 威，每个人只要相信《圣经》，按《圣经》行事就行，根本就不需要专门的教会和神职 人员及相应的宗教教规及仪式。所有这些主张，成为日后人文主义学者批判教会“经学 传统”的理论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