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本文作者宋立宏，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南京210093
    政治上屡屡失意的犹太民族虽劫难重重，却始终生生不息。犹太历史经验的这种独特 性表明劫难并不意味着毁灭，只要一种传统能在劫难中不断调整与适应，它就不会为自 己早早地写下墓志铭。公元66年-70年的犹太战争便是犹太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劫难之 一。战争中象征神权和王权融为一体的第二圣殿的毁灭，促使“上帝的选民”重新审视 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再度反思民族苦难在拯救神学中的位置。其结果是诞生出影响直至 今天的拉比犹太教。有鉴于此，不少学者从犹太人内部的派系斗争、从犹太上层阶级在 政治决策中的作用等方面入手，探悉战争之成因①（注：D.罗德斯：《革命中的以色列 》（D.Rhoads,Israel in Revolution6-74CE:A Political History Based on the Writ ings of Josepus），费城1976年版；M.古德曼：《犹地亚的统治阶级》（M.Goodman,TheRuling Class of Judea:The Origin of Jewish Revolt against Rome AD66-70），剑 桥1987年版；J.S.麦克拉伦：《巴勒斯坦的权力与政治》（J.S.Mclaren,Power and Pol itics in Palestine:The Jews and the Governing of their Land,100BC-AD70），设 菲尔德1991年版；孔令平：《犹太战争》，施治生、廖学盛主编：《外国历史大事集》 古代部分第1分册，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553-560页。）。
    其实，犹太战争在罗马史上亦别树一帜，它爆发于“罗马和平”（Pax Romana）业已实 现、帝制日趋巩固之际。更具悖论色彩的是，自恺撒起，罗马皇帝针对犹太人制定的政 策以宽容和稳定为特色，似乎不致于引发战争②（注：只要犹太人不威胁国家安全，只 要他们能与非犹太人和睦相处，罗马愿意保护犹太社团的利益，让犹太人按自己的方式 生活。这一政策直到公元5世纪早期都适用于帝国全境，且没有大的调整。参见路易斯 ·H.菲尔德曼：《古代世界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Louis H.Feldman,Jew and Gentilein the Ancient World），普林斯顿1993年版，第92-102页；约翰·伽格：《反犹主 义的起源》（John G.Gager,The Origins of Anti-Semitism），纽约1985年版，第41页 以次。）。如此，皇帝的政策为何不能在行省中得到有力贯彻？犹太战争为什么会爆发在 奥古斯都一手缔造的“罗马和平”中？皇帝统治的基础自有其脆弱的一面③（注：从主观 上看，皇帝个人素质之高低，品行之优劣与能力之强弱皆能影响到任何决策；从客观上 看，个人驾驭广土众民的帝国的精力及能力终究有限，皇帝往往不能对帝国各阶层的要 求作出及时有效和全面的反应。参见F.米勒：《罗马世界的皇帝》（F.Millar,The Empe ror in the Roman World:31BC-AD337），伦敦1977年版。），但这种脆弱性何以在巴勒 斯坦表现得愈加显豁，引发的后果更为严重？相信从这些方面入手不仅能丰富我们对犹 太战争之成因的认识，或许也能从中洞悉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波尼所言之“例外的常 态”①（注：波尼发明“例外的常态”这一术语来讨论一些因为例外而被选取的案例， 因为它们显示了社会机制的失灵。参见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0页。）。
    研究罗马行省的学者很早就指出，罗马帝国的所有行省都有一个“罗马化”的过程， 即罗马文明被接受的过程，虽然各地接受的程度各不相同②（注：F.哈弗菲尔德：《罗 马不列颠的罗马化》（F.Haverfield,The Romanization of Roman Britain），牛津1915 年第3版。）。因此，从“罗马化”的视角考虑这些问题不失为一个便利的切入点。罗马 文明在巴勒斯坦被接受的个案要求我们关注地方统治者的所作所为，较之远在天边的皇 帝，这些人在行省的实际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们根据是否具备犹太身份而归为 两类：藩属王和帝治官，分别代表罗马的间接统治和直接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