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治官
    作为次要的行省，巴勒斯坦相应地由一位次要的官员--帝治官管辖。帝治官入主巴 勒斯坦后，虽然困扰藩属王统治最根本的那个问题没变，但巴勒斯坦的社会生活不禁为 之一变：一套全新的征税体系接踵而至，一支异教的军队公然驻扎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旁 ，犹太人独立的司法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帝治官的干涉。但最显著的变化要算弊政的 大量出现。塔西佗曾暗示帝治官们的腐败统治导致了犹太战争。众所周知，奥古斯都通 过改革和完善共和时期的行省管理体系大大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②（注：参见杨共乐 ：《罗马社会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252-256页。），但为 什么行省官员的腐败统治仍然是这一时期巴勒斯坦政治生活中的顽症？我们先来分析该 问题。
    第一，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败。犹太帝治官正是能在地方上行使绝 对权力的罗马官员。在军事方面，他统领一支3000人的罗马军队；在司法方面，除非被 告享有罗马公民权，帝治官对刑事、民事案件的裁决是终审裁决；在处理犹太人事务方 面，尽管犹太人握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犹太教大议会可以审理犹太人之间的争讼案件 ，但死刑必须由帝治官最后批准；作为皇帝的代表，帝治官有权指定和罢免大祭司，从 公元6至66年，大祭司被更换了19次，频率比大希律时还高。此外，他还负责征收赋税 。有一种观点认为：犹太帝治官在行政职能上隶属于叙利亚总督。然而帝治官和总督一 样都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直接对皇帝负责的。虽然叙利亚总督有时的确会亲自干涉巴勒 斯坦的事务，但他们这样做时事先都有皇帝的授权。所以，叙利亚总督的级别尽管高于 犹太帝治官，但两者在一般情况下是独立于彼此的①（注：W.D.莫里森：《罗马统治下 的犹太人》（W.D.Morrison,The Jews under Roman Rule），伦敦1890年版，第131页， 第1条注释；塔西佗：《编年史》，6：32；12：54。）。由上可见，帝治官在其行省中 俨然就是法律，他不仅主持法庭、控制征税，还握有兵权来支持自己的种种决定。
    第二，始终缺乏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对帝治官的大权加以约束。其实，早在共和时期 ，随着罗马的海外扩张，规范行省官员行为的立法亦已出现。这方面起主要作用的是《 索贿罪法》（lex repetundae），盖约·格拉古、苏拉和恺撒都制定过相关的法律②（注 ：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7-273页。） ，其中恺撒在公元前59年颁布的《尤利法》（lex Julia）直到查士丁尼时仍是帝国法律 的基础。但制定法律是一码事，能否有效贯彻是另一回事。何况再多的法律也堵不住现 实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漏洞③（注：对照塔西佗的名言：“国家弊端登峰造极之日，正是 法律多如牛毛之时”（塔西佗：《编年史》，3：27）。）。比如，考虑到古代交通极不便 利，像巴勒斯坦这类边远地区的居民若想到罗马控告腐败的行省官员，所需的时间和金 钱非绝大多数人所能承受。西塞罗在共和末期就感慨，“行省中没有上诉、没有发泄不 满的渠道、没有元老院、没有民众大会”④（注：史蒂文森：《罗马的行省治理》，第6 6页。）。更重要的是，作为一条原则，行省居民只有在行省官员任期结束后才能起诉他 。因此，许多腐败行为得不到及时制止。奥古斯都调整行省政策时也没有触及该原则。 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巴勒斯坦的第五任帝治官本丢·彼拉多在残暴地统治11年后 （26年-36年）才被替换。第十一任帝治官腓力斯（Felix）仰仗其兄帕拉斯是克劳狄的宠 臣而在巴勒斯坦胡作非为，他屡次提审使徒各罗，就是希望能收受贿赂，此人竟在巴勒 斯坦统治了9年（52年-60年）。第十三任帝治官亚尔比诺的统治原则是从任何人那里受 贿，而不管这人是亲罗马的、还是反罗马的。结果，“除了那些不给他任何东西的人， 没有人作为罪犯关在狱中”⑤（注：约瑟夫斯：《犹太战记》2.14.1。）。如此贪官最后 竟被召回罗马另就它职⑥（注：舒尔认为亚尔比诺与塔西佗在《历史》第2卷第58-59章 提到的玛乌塔尼亚行省（Mauritania，今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一带的帝治官路凯乌斯· 亚尔比诺（Lucceius Albinus）是同一人。参见舒尔：《耶稣时代的犹太民族史》，第37 7页，第44条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