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之四。第十任帝治官古马努（Cumanus）上任的第二年（公元49年），一个罗马士兵的 侮辱性行为又引发一场更严重的骚乱。这一年逾越节的第四天，在圣殿维持秩序的该士 兵竟然当着前来朝拜的人群脱下裤子，用臀部对着他们，口中说着羞辱犹太人的话。犹 太人认为“这不是侮辱他们，而是亵渎上帝”。他们不仅责骂古马努，还要求他惩罚士 兵。古马努一气之下动用了武力，在随后的恐慌中，有许多犹太人丧命。全国上下一片 悲哀⑤（注：约瑟夫斯：《犹太古事记》20.5.3，《犹太战记》2.12.1。）。
    事件之五。犹太人的忍受力在最后一任帝治官弗罗腊斯（Florus）那里消耗殆尽。公元6 6年，弗罗腊斯从圣殿的宝库中掠走17塔兰同的金锭。彼拉多挪用圣钱尚为修筑公共设 施，他却纯粹为了占为己有。犹太人闻讯后，怒不可遏。有个人提着篮子沿街乞讨，让 人们发善心往里扔钱币来救济这位“一贫如洗的”帝治官。弗罗腊斯闻之大怒，命令军 队洗劫耶路撒冷，并把城内许多头面人物钉上十字架。随后又调来两个步兵团，加强驻 防。军队进城后百般羞辱犹太人，犹太人长期的委屈和怨恨终于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爆 发出来。他们拿起武器，把帝治官和军队赶出耶路撒冷。从而开始了蓄势已久的犹太战 争。
    以上事件表明，犹太人对任何刺激和践踏其宗教情感的行为十分敏感，而帝治官们对 犹太人的习俗和思想没有丝毫兴趣，他们只关心如何在巴勒斯坦树立罗马不容质疑的绝 对权威。当双方产生分歧和矛盾时，帝治官们从不站在犹太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而一 味使用强权迫使犹太人俯首听命。这样，困扰藩属王统治最根本的那个问题在对犹太教 缺乏认同的帝治官那里变得更加棘手了。
    结语
    从理论上说，藩属王和帝治官在罗马的政治体系中都充当皇帝和地方政治斗争参与者 之间的中介人，一个理想的中介人应善于在不同的压力和倾向之间达成平衡。
    但在现实政治中，这种平衡极难实现。对作为犹太人的藩属王而言，犹太民族和其他 民族之间存有界限是天经地义的。与帝治官不同，他们重视犹太民族的信仰和传统，认 为保持由历史因素造就的相对于其他民族的独立性对犹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非常重要。 这使他们在决策时能尽量考虑犹太人的需要。但这种统治思想有其负面影响，它不自觉 地鼓励犹太人为保持团结和互相认同而把自己看成是有别于社会其他部分的特殊群体， 从而产生伸张自我利益的离心倾向。这恰恰是必须时刻提防来自中央猜忌的藩属王力争 避免的。由此产生的深刻矛盾使他们采取的中间政策往往落得两头不讨好。
    对作为罗马人的帝治官而言，犹太民族和其他民族间的界限必须消除，这是顺应罗马 统治的前提条件。犹太民族在罗马帝国中只是一个从属群体，应尽快放弃自身的内部认 同感，视自己为独立于祖先之外的社会存在；应割裂与传统的联系，离于民族背景而在 社会生活中得到承认。帝治官们的实际作为表明他们要把犹太人的民族文化及其附属物 统统清除，使他们变成一个个符合罗马文化的、能被罗马价值系统全盘接受的、被罗马 化了的犹太人。总之，帝治官们误以为一个民族与其传统的联系会轻易消失，正是这种 非现实的态度不可避免地牺牲了罗马皇帝对犹太人的宽容政策。
    这就是巴勒斯坦罗马化的两难所在。藩属王和帝治官都难以使巴勒斯坦犹太人接受罗 马文明：前者努力的结果是被指责为背叛犹太教，是民族罪人；后者强硬的立场遇到了 同样强硬的抵抗。于是，巴勒斯坦的各种矛盾被一再激化，最终以一种极端的形式爆发 出来。
    罗马化强调罗马帝国在文化上的一体化。巴勒斯坦罗马化的个案显示：在希腊罗马文 化处于强势地位的政治环境里，非希腊罗马人若想实现自己的才能，具有弱势文化背景 的民族若想生存和延续，前提条件是要能接受希腊罗马文化；与此同时，罗马化不依个 人意志为转移，必要时，它会由罗马官员强行协助完成。这些不仅是罗马化的实质所在 ，也是任何不愿被罗马化的民族的困境和悲剧的根源所在，对一个传统积淀深厚的民族 而言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