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4至16世纪西欧社会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的历史过渡，直接促使中古基督教“经学传 统”的衰落与人文主义“圣经学”的勃兴，进而有力地推动了西欧的思想文化与社会政 治的巨大变革。
    其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勃兴与封建经济的瓦解，资本主义萌芽渐次在西欧各国破土成 长起来。与之相应，一方面，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神权的愿望日益强烈，为争取建 立本阶级的“廉价教会”与实现其“自由平等”的理想而斗争；另一方面，在新的经济 态势下，西欧的民族国家逐渐兴起，有的还建立了君主与资产阶级政治联盟并实行政治 集权的“新君主制”，建立民族的或国家的教会的问题由此而凸现出来。同时，自“阿 维农之囚”后，罗马教廷就一蹶不振，权势如江河日下，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力大大减弱 。这样的社会大背景，酝酿出以“个体本位”为特征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潮。人文主义者 批判教会在思想文化上的蒙昧主义立场与经院哲学家的僵化空疏的学风，颂扬个人的尊 严与自由。他们所树立的“思想自由”或“精神自由”的原则，构成了对正统神学思想 意识形态的强大挑战。随着人文主义思潮的不断流播，不少人文学者与反教廷的宗教改 革家将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斗争焦点逐渐聚焦在基督教原典《圣经》上，开始与罗马教廷 展开了有关《圣经》版本使用权与经文解释权的激烈争夺，从而对积淀了数千年的神圣 至尊的“经学传统”以有力冲击。
    逐渐兴起的人文主义“圣经学”，将“个体本位”人本观的“自由”原则贯穿在对《 圣经》的翻译、研讨与阐发之中。它反对教廷的拉丁文版本《圣经》的独尊地位，要求 实现《圣经》的民族语言化，由此而纷纷将《圣经》翻译成本民族的语言。它反对教会 人士对《圣经》阅读与宣讲的垄断权，要求实现《圣经》传播的平民化，由此而伸张人 人所应有的学习《圣经》的权利。它怀疑教会对《圣经》内容解释的权威性，由此而主 张在《圣经》解释与体悟上的自主化。这决不是一场单纯的学术之争，而实质上是一场 宗教-政治权力的斗争。新的“经学”热潮并没有停留在学术的层面上，而是进一步向 纵深拓展，不仅主张以《圣经》的权威取代教皇的权威，而且返回到原版《圣经》的经 文中，去阐发新的伦理内涵与信仰真谛，由此而瓦解了罗马教廷神权统治的理论基石。
    在对罗马教会“经学传统”的反叛潮流中，在15世纪中期的意大利，兴起了以瓦拉为 代表的“圣经人文主义”（Biblical humanism）学派。瓦拉学识渊博，曾撰文对所谓的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迁都时曾经将帝国西部的统治权赠给罗马大主教的论断，从史学、 法学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揭露，最终考证出罗马教会的所谓“君士坦丁赐予”是 一件伪作。瓦拉等人还对《圣经》加以订正与注释。他们反对教会“经学传统”的那种 致力于发掘“微言大义”并从中导引出正统神学伦理的作法，“力图恢复其中每一个特 定教义或论点的精确历史内涵”[4]（P209），为此而追溯到古希腊文与希伯莱文的原版 《圣经》中去探究。1449年，瓦拉发表了《新约全书注释》一书，在拉丁文与希腊原文 这两种版本之间进行鉴定性的比较考察，用其广博的语言知识纠正了拉丁文版本中的许 多谬误。例如，在“哥林多书”中，拉丁文译本中的有关圣保罗宣称的教义是，只有“ 靠上帝和我的慈悲”才能得救。而瓦拉通过对希腊语词汇的分析，断定这句经文的原文 是“靠上帝的伴随着我的慈悲”。瓦拉由此而得出结论：“保罗并未说他能够赐予什么 ，因为一切都必须被看作是属于上帝的”[5]（P686）。此外，另一人文学者布兰多利尼 撰写了《希伯莱人宗教史》，旨在从《圣经》中和《约瑟亚书》中引出希人的宗教史概 要。他认为，经院哲学家对《圣经》的解释都是“琐碎无聊之举”，这只能使人们坠于 “荒谬的浓雾之中”[5]（P601-609）。他还把《旧约全书》看做是编年史，从历史的角 度对它进行阐释与订正。在当时，除了瓦拉学派以外，15世纪意大利著名的人文主义学 者曼内蒂、皮科等人都曾翻译或研究过《圣经》。曼内蒂精通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莱 语，在神学上颇有造诣，曾经阅读与研究了希腊文和希伯莱文版本的《圣经》，逐词通 读过希伯莱文注释者的注解，指出了他们的一些错误。而皮科为了取得成果，先后掌握 了拉丁语、希腊语、古犹太语与迦勒底语，并用译本名叫“卡巴拉”的犹太神学著作来 对《圣经》作一索隐探赜。
    以瓦拉为代表的“圣经人文主义”学派为主体的人文学者在对以《圣经》原典及其他 教会神学文献的翻译、考证与探讨中，摒弃了经院哲学的那种先验与狭隘的解释方式， 逐步树立起求真证伪的怀疑主义与批判主义的学术精神，积累起一套新的知识结构与方 法体系，并恢复了《圣经》原文，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这些宝贵的知识财富，后来又 随着人文主义思潮一起传播到阿尔卑斯山以北，由此而推动了“北方文艺复兴”的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