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氏当时对人民抗战力量是绝对相信，对当局则抱着既充分利用、争取爱国的力量，又孤立少数顽固不抵抗者的态度，他直言：“中国的国事是弄颠倒了。这国事的颠倒是由于逻辑之颠倒。蒋君介石说：‘攘外必先安内’。孙君哲生说：‘救国必先救党’。我的见解恰恰与蒋、孙二君相反：‘安内必先御外；救党必先救国’。蒋、孙二君看见这种说法，也或者要说我是把真理弄颠倒了。这个我不必强辩，让事实自己去证明吧。”（注：陶行知：《颠倒的逻辑》，《申报·自由谈》1932年1月8日。）他还利用“江”与“蒋”谐音，写诗《问江》责问蒋介石：“滚滚的长江！我要问：您从何处来？您往哪儿去？你一路来干了些什么事？”（注：陶行知：《问江》，《陶行知全集》第7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5页。）当蒋宣布下野，广州游行放鞭炮之际，他又提醒民众且慢，要等到“被灾同胞得了温饱，东三省失地主权完全恢复，全国人民实实在在的做了中华民国的主人翁，世界一切被压迫的人都翻过身来做了自由人，到了那时，咱们才有兴味放炮竹庆祝咧”。（注：陶行知：《且慢》，《申报·自由谈》1931年12月20日。）
    随着抗战形势发展陶氏在相信民众抗战力量，争取多数爱国力量，孤立少数顽固不抵抗者的态度基础上形成了联合抗战的思想和策略，并在实践中变得越来越深刻和全面。当他读到锦西义勇军第六、七、八等大队与东北军前线下级军官合发的《绝命宣言》后，规劝那些思想动摇者“再不捐弃私见，共赴国难，那真是没有心肝的人了。这四千人可以不死，如果要死的话……便是死于口说合作不赴国难之中央政府”。（注：陶行知：《读到锦西义勇军绝命宣言有感》，《申报·自由谈》1932年1月15日。）
    正因为这种态度，对于日益兴起的民众抗日活动他都给予积极的舆论引导，认为：“外患之有，是一个民族的唯一的试金石。如果我们要知道一个民族已否创造成功，只消在外患压来的时候，看它有什么反应，便能一目了然……上海有人发起援助东北义勇军，和上次东南人士募捐接济黑军抗日，在中华民族发达史上都是重要的事实……这次援助东北义勇军是更有意义，因为东北义勇军是纯粹人民的武力，发挥出真正的民族精神。各地方同民族的人互以实力援助，断然比那空洞的同情心进一步了……不抵抗的军阀是背叛民族精神，便是背叛中华民国。全国人民应该立刻奋起与东北义勇军站在一个战线上，扫除割据的军阀，驱逐横暴的日军，恢复已失之国土主权，以完成中华民族创造之重大使命。”（注：陶行知：《创造之中华民族》，《申报·自由谈》1932年1月16日。）
    为掩人耳目当局也曾召开国难会议，陶氏一针见血地指出：“国难会议只可算是名人会议，至多只可以算是一个名人对国难之条陈会议……这个名单的根本错误，不在所有而在所无，在不应无者尽无。中华民国的主人翁之绝大多数，谁也不能否认是农人与工人……国难当头，不把绝大多数的主人翁请来亲自解决，何能打破这个难关？”
    进而他从政治高度阐明了国难解决的方法：“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一个权威超过一切之真正的国民大会，产生一个真正的国民政府，创造出一个名实相符的中华民国。他的职责不仅是过难救命罢了。”（注：陶行知：《国难会议与名人会议》，《申报·自由谈》1932年1月28-29日。）
    在这样的政体架构中，军队应是“顺从国民的公意以保卫国民，守土御侮的军队……以国民的公意为无上之权威。外患临头，国民叫他战，他必是以一当十，以一当百，以一当千，以一当万的战。若长官依据民意令他保国卫民守土御侮，他必服从；若长官违背民意令他放弃国土，对敌人不抵抗，他必不服从。不但不服从，并且要将乱命者推翻掉。因为他所推翻的不是长官而是国贼。新岳飞绝不是十二道金牌所能召得回，因为他所服从的不是个人而是国民的公意”。他赞扬：“十九路军已经在战绩上证明他们是国民的军队……给了全民族一种绝大的新希望。全国的军队起来，踏着十九路军的血迹，造成国民的武力，收复已失国土，将一个可怜的弱国变为一个令人敬爱的大国。倘若观望不前，自弃天职，那便是军阀害国的军队，人人得而攻之。”（注：陶行知：《国民的军队》，《申报·时评》1932年1月30日。）
    1932年2月底当局取消了对陶的通缉令，他得以公开活动，此后一段时间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创办教育事业，但仍不忘抗日救国。他选定宝山与上海交界的孟家桥创办工学团，为让人们铭记山海关失守的教训，将工学团定名为山海工学团。1933年工学团成立一周年举行纪念活动，陶请来英国人马莱爵士率领的世界人民反战大同盟代表与会并发表演讲。1934年1月28日他又亲自参加山海工学团举行的“一·二八”两周年纪念会；9月18日他组织上海五个工学团联合举行“九·一八”三周年纪念大会，并在会上作演讲：“九·一八，九·一八，怎样收回东四省？小小女儿教妈妈。九·一八，九·一八，怎样打倒帝国主义，小小儿子教爸爸。九·一八，九·一八，谁能救中国，小先生顶呱呱。九·一八，九·一八，那个忘了九·一八，便是一个‘小忘八’！”（注：陶行知：《“九·一八”三周纪念》，《生活教育》第1卷第17期，1934年9月。）发动小先生起来宣传抗战。同年10月1日为山海工学团二周年纪念日，陶氏带病参加活动，宣读了所做的纪念歌：“十月一，十月一，私仇勾销来一笔，联合起来打公敌。十月一，十月一，请问公敌是什么？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注：陶行知：《一个新法子》，《生活教育》第1卷第18期，1934年10月。）说明此时他的联合抗战思想已经十分深刻明确，他在给广明小学所做的校歌中又一再强调：“帝国主义倒不倒？联合起来自分明，收回广大的东北，万众齐心。”（注：陶行知：《广明小学校歌》，《生活教育》第1卷第20期，1934年12月。）
    他还在所编的民众识字课本中编入爱国教育的内容，如：“我是中华国民，我爱中华民国。中华国民现在虽是不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将中国地图作为一课编入，并在很短的课文中特别提到：“东北四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已被日本拿去了。何时能收回，全靠国民努力奋斗。”（注：陶行知：《老少通千字课》，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陶氏1930年因支持抗日活动而受到当局的通缉，逐渐认清了当局的软弱本性；他在对日本帝国主义凶残本性有了清醒理智的认识之后，形成了坚定的卫国御侮思想，并积极宣传这一思想，同顽固不抵抗主义进行坚决斗争，主张并相信依靠全体国民和一切爱国力量进行联合抗战，定能取得最终胜利。在联合抗战的时机未成熟之前，他做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努力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联合起来投入抗战，这些工作为他后来开展有组织的联合抗战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积累了实践经验。